明朝建立後，定都於南京，直至明成祖朱棣才將都城遷於北京，原因即在於日益嚴重的邊患。朱棣本為鎮守京津的燕王，負責打擊窺視帝國疆界的北元勢力，但靖難之役後，明帝國邊境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削弱，北元的威脅日益緊迫，朱棣不得不重立北都，開始了明帝國“天子守國門”的歷史。

除了對北方遊牧民族採取進攻性的措施外，明廷還在邊境地帶設立遼東、宣府、大同、延綏 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邊，是為九邊。這其中，有四邊與山西在地緣上有著緊密的聯絡。為了穩固疆界，明朝在九邊佈防了數量龐大的軍隊，但北方的複雜地貌使得供養一支龐大的邊防軍成為困難。明廷無力長期支撐高額的後勤費用，這為晉商的群體性崛起帶來契機。

為了解決高成本的後勤問題，明廷釋出“開中法”，即藉助民間力量，由商販向邊關運送馬匹、兵械、糧草，作為交換，商販在完成任務後，可以獲得由朝廷頒發的“鹽引”，藉此兌換一定數量的食鹽。

除此之外，山西境內分佈廣泛的煤炭、鐵礦資源也成為晉商發跡的來源所在，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二十八年 ( 1395 ) “詔罷各處鐵冶，令民得自採煉，而歲輸課 程，每三十分取其二”。鹽和鐵自古即為國家壟斷性資源，晉商借助明初的特殊環境得以插手其中，完成了最初的資本積累。

除了暴利的鹽鐵販賣，絲綢的廣泛種植也是晉商崛起的原因之一。明初，政府號召民眾種植桑、麻、棉花等經濟作物，對於不執行政令者，規定了獎罰的政策。正是基於這樣的政策，山西的潞綢業發展起來。山西潞安府的絲綢因其精美的品質在當時可與蘇綢爭輝，《醒世恆言》中就有:“美娘見到劉四媽沉吟，只道他作難索謝，慌忙又取出四匹潞綢。”的情節，可見潞綢的地位。

有明一代，以洪洞大槐樹為代表的北方大移民使得山西人在空間上廣泛分佈，這為晉商開拓國內市場奠定了深厚的社會基礎。對北方邊境而言，蒙古諸部落與明朝展開互市貿易，晉商利用其地理位置的優勢，幾乎壟斷互市份額，“開中法”和邊境貿易，使晉商開始群體性崛起。

明亡清立後，隨著帝國版圖的擴張，晉商的商業活動範圍也得到了擴充套件，其貿易物件不再侷限於西北、東北各遊牧民族，而是遠達俄羅斯，來自西伯利亞的毛皮、百貨由晉商運至帝國腹地，而福建武夷山的茶葉亦由晉商運至異國北疆，這一橫貫帝國南北的貿易線路催生了山西的票號業務，並進一步延展為遍佈全國的金融網路，晉商的商業帝國自此達到了巔峰。

參考資料：

1.範波.晉商崛起的原因探析[J].山西統計,2003(10):75-76.

2.武巍.晉商崛起中的地理因素探析[J].太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4(05):2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