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帝之前的文景之治中，政府節約開支，輕徭役，薄賦稅，國家經濟得到迅猛的發展，民富國強。可以說，漢武帝早期之所以有赫赫武功，一方面固然與他的雄才大略有關，另一方面也得益於先帝遺留下來龐大的經濟資本。民富則國強，這是一個規律，而漢武帝卻逆其道而行，經過大規模的開疆拓土，國家財政陷入危機。在這樣背景下，漢武帝便進行金融改革，但並不太成功。

一個是發行白鹿皮幣。一皮幣價值四十萬錢，這種錢在市場上得不到認同，皇帝便要求王侯宗室在送貢禮時，要用這種皮幣墊在貢物上，其實就是強行讓這些諸侯王室買單。後來又改發行白金幣，所謂的白金，是銀與錫混合冶鑄，其價值當然比不上純銀，但是這種新幣被政府規定分三等：一等值三千錢，二等值五百錢，三等值三百錢。推行新幣的結果，是出現大量的私鑄者。在其後五年內，因鑄私幣被判死刑的人多達幾十萬人。因為人數太多，後來不得不採取大赦的手段，讓私鑄者自首。結果自首的人超過一百萬，而沒有自首的人，要遠遠多過這個數量。

金融改革的失敗，使漢武帝開始採取高壓手段，打擊豪強富商。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張湯根據皇帝的意思，推出“告緡令”，引起天下騷動，民怨沸騰。

這一年，政府為應對財政空虛，對商人課以資產稅，其具體稅率為二千稅一算（一百二十錢），稅率為百分之六。如果商人是經營自家生產的商品，則稅減一半，稅率為百分之三。此外，對民間車輛、大船也徵收一百二十至二百四十錢的稅收。這些稅收大大加重了商人及普通百姓的負擔，引起普遍的不滿與抵制。在這種情況下，張湯制定“告緡令”。該法令規定，如果商人不按實核報資產，一旦被告發，將罰戍邊一年，資產沒收，並將一半資產賞給告發者。

“告緡令”引起民間檢舉揭發之風。根據史料的記載，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被告抄家，民間財富大量集中到了政府手中，政府沒收的民間財物數以億計，奴婢成千上萬，大量商人家庭破產，每個縣沒收的田地少則百餘頃，多則數百頃。告緡令的執行，使得曾經生機勃勃的商業陷入低谷，從文景之治以來上升的經濟發展形勢開始走向惡化，社會矛盾激化。

所幸的是，到了漢武帝晚年，認識到自己的嚴重錯誤。在著名的“輪臺詔令”中，漢武帝劉徹改變長期奉行擴張的國策，而採用休生養息的政策，以緩和國內日益嚴重反抗政府的暴動，鼓勵發展農業，富實百姓。

曾經幾何時，漢武帝對民間的富商豪強深惡痛絕，認為是國家潛在的威脅，多次採取強硬高壓手段打擊，特別是“告緡令”的出臺，令富商多數為之破產。政府對民間經濟的打擊，最後不僅沒能強根固本，民貧則國不強，致使晚期在軍事上也頻頻失利。漢武帝釋出輪臺詔令後，又一次將國家政策拉到“富民”一事上。

同時，漢武帝起用趙過為搜粟都尉。趙過是漢代歷史上有名的農學家，他大力推行“代田法”。代田法是一種高效的耕作方法，並大力推廣新型靈巧方便的耕作工具，使得農田畝產量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