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描寫了自黃巾起義至西晉統一的百年曆史。作者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觀念為核心，表現了對創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以及擁劉反曹的政治傾向。明君的主要標誌就是能在政治上行“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尚智勇。良臣的主要追求忠義和智勇。《三國演義》把蜀國的劉備、諸葛亮、關羽等君臣作為仁君、賢相、良將的典範，而把魏國的曹操等作為奸邪權詐，推行暴政的代表，至於孫吳方面只是陪襯而已，因而具有明顯的“擁劉反曹”的傾向。在歷史上，曹劉誰為正統的問題，從來都眾說紛紜。在正宗的史學著作中，大致自朱熹的《通鑑綱目》起，一般都奉蜀國為正統，以魏吳為僭國。民間流傳的故事中則從來都有尊劉貶曹的傾向。原因主要是有兩點，一是由於劉備是“帝室胄裔”，有正統的血緣關係。二是劉備從來以“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著稱，容易被接受。特別是宋元以來民族矛盾尖銳的時候，“人心思漢”“恢復漢室”，正是當時漢族人民共同的心願，因而將劉備奉為正統仁君，是符合大眾的接受心理和願望的。作者把儒家的政治道德觀念和人民大眾對於明君賢臣的渴望心理結合，把劉備、諸葛亮等人視為美好理想的寄託。儒家的思維邏輯是“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上地下，惟有德者居之”。然而歷史的發展恰恰是事與願違：暴政戰勝了仁義，奸邪壓倒了忠義。諸葛亮臨終前哀嘆：“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將亡矣”。作者無可奈何的將這一場歷史悲劇歸結為“天意”或者“天數”。所謂“天數”，與其說是肯定了客觀歷史進展的理則，還不如說是流露了作者對於理想的幻滅、道德的失落、價值的顛倒所感到的一種困惑和痛苦。一部《三國演義》表現了作者在理想和現實、正義和邪惡、感情和理智、“人謀”與“天時”的衝突中，帶著一種悲愴和迷惘的心理，對於傳統文化精神的苦苦追尋和互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一部悲劇，也是一部互換民族大眾傳統文化精神的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