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注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
白居易的諷諭詩有一百七十餘首，這些詩大都作於貶謫之前，在寫實和尚俗一點上，與張籍、王建等人一脈相通，而且在反映現實的深廣度和尖銳性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白居易的《新樂府》又是有不少缺憾的。其一，《新樂府》的創作目的是“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新樂府序》），為了做到這一點，作者往往不惜以喪失藝術性為代價，給詩篇新增一個議論的尾巴；有時則畫蛇添足，作不必要的重複。其二，有些詩篇所寫事件，詩人本無深感，只是為了湊足五十篇之數而作，所以寫得枯燥乏味，不耐咀嚼，如《七德舞》、《法曲歌》、《二王后》、《采詩官》等，大都是議論和說教的堆積。同時，由於過多注重詩的現實功利目的，作者常用理念去結構詩篇，真情實感相對不足，比起杜甫那些深切體察民瘼、一任情感自然流露而又意蘊豐厚的樂府佳作來，《新樂府》中不少作品確有一間之隔。其三，在語言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淺顯務盡而失之於直露無隱，有時一件簡單的事理也要反覆陳說，致使詩作不夠精煉含蘊。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長恨歌》和《琵琶行》在藝術表現上還有其他一些特點，如語言明白曉暢而又精純確當，“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趙翼《甌北詩話》卷四）；在他現存的三百八十多首詩中，不乏清新可誦、近似盛唐之音的佳什，但其後期詩歌，大都是與聚集在他周圍的一批臺閣詩人酬唱應答、在體式技巧上競異求新之作，諸如《奉和李給事省中書情寄劉苗崔三曹長因呈許陳二閣老》、《酬崔舍人閣老冬至日宿值省中奉簡兩掖閣老並見示》等等，從冗長的標題即可看出詩人們的交往概況。這些詩的內容並不充實，藝術性也不強，卻對貞元末年的詩壇風尚頗有影響。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注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
白居易的諷諭詩有一百七十餘首，這些詩大都作於貶謫之前，在寫實和尚俗一點上，與張籍、王建等人一脈相通，而且在反映現實的深廣度和尖銳性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白居易的《新樂府》又是有不少缺憾的。其一，《新樂府》的創作目的是“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新樂府序》），為了做到這一點，作者往往不惜以喪失藝術性為代價，給詩篇新增一個議論的尾巴；有時則畫蛇添足，作不必要的重複。其二，有些詩篇所寫事件，詩人本無深感，只是為了湊足五十篇之數而作，所以寫得枯燥乏味，不耐咀嚼，如《七德舞》、《法曲歌》、《二王后》、《采詩官》等，大都是議論和說教的堆積。同時，由於過多注重詩的現實功利目的，作者常用理念去結構詩篇，真情實感相對不足，比起杜甫那些深切體察民瘼、一任情感自然流露而又意蘊豐厚的樂府佳作來，《新樂府》中不少作品確有一間之隔。其三，在語言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淺顯務盡而失之於直露無隱，有時一件簡單的事理也要反覆陳說，致使詩作不夠精煉含蘊。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長恨歌》和《琵琶行》在藝術表現上還有其他一些特點，如語言明白曉暢而又精純確當，“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趙翼《甌北詩話》卷四）；在他現存的三百八十多首詩中，不乏清新可誦、近似盛唐之音的佳什，但其後期詩歌，大都是與聚集在他周圍的一批臺閣詩人酬唱應答、在體式技巧上競異求新之作，諸如《奉和李給事省中書情寄劉苗崔三曹長因呈許陳二閣老》、《酬崔舍人閣老冬至日宿值省中奉簡兩掖閣老並見示》等等，從冗長的標題即可看出詩人們的交往概況。這些詩的內容並不充實，藝術性也不強，卻對貞元末年的詩壇風尚頗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