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有“名”“實”之辯。名和實這個問題，對於我們自身，猶有覃思深慮的必要。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個名實，不是西方哲學史上唯名論和唯實論對立爭論的內容，也不全是邏輯學上的名實。而是僅僅把它放在現實生活裡，作為觀念和實在、形式和內容，針對社會現象和個人修養來理解和把握。莊子說“名者實之賓也”，實在先，名在後，或者說實為主，名為賓，這是兩者之間的正確關係。我們看到太多的有名無實，或者有實無名的情況，都是名和實在關係上的錯位。老子和莊子歷來厭棄名，他們對儒家提出“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觀念也鄙夷不已，主張要廢仁棄義。莊子在《胠篋》裡，打了一個淺顯卻精當的比方：一般人為防竊賊，把箱子上鎖牢固，把袋子束紮結實，這只不過防一般小偷罷了，等到真正的大盜一來，搶劫擄掠，扛麻袋、背箱子的時候；恐怕箱子上的鎖，牢不牢固，袋子打的結，緊不緊，就沒什麼用了。宗廟之器，祖宗之法，提倡仁義道德，一切的有為者，都像前邊給箱子袋子上鎖上鑰的人，只是便宜了這些真正的大盜。老子和莊子在思想上，講求清靜無為，所以，容易有這種極端的論調。但是，我們若結合名實的關係來看，便很容易明白莊子的意旨所在。他不過是認為，名是容易被盜用的。其實，孔子在名實的關係上，也早就深有認識，覺得那時候禮崩樂壞，究其緣由，也是名和實之間的關係錯位導致，因此，他主張“正名”，他提出“子帥以正，其孰敢不正”。所以“八佾舞於庭”，他才那樣激憤，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做司寇時第一件事，就是誅了少正卯，做的也無不是溯本清源“正名”的事業。孔子對待名實的態度，也讓他養成了一種務實的作風。他反對“巧言令色”，覺得君子在個人修養和行事風格上，要有一種“訥於言而敏於行”的傾向，要“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另一方面，他也極清醒地意識到，名是最容易被混淆盜用的，因而，他“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貶斥“鄉愿”，撥亂反正，都為要杜絕這種似是而非的現象出現。
自古有“名”“實”之辯。名和實這個問題，對於我們自身，猶有覃思深慮的必要。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個名實，不是西方哲學史上唯名論和唯實論對立爭論的內容，也不全是邏輯學上的名實。而是僅僅把它放在現實生活裡，作為觀念和實在、形式和內容，針對社會現象和個人修養來理解和把握。莊子說“名者實之賓也”，實在先，名在後，或者說實為主，名為賓，這是兩者之間的正確關係。我們看到太多的有名無實，或者有實無名的情況，都是名和實在關係上的錯位。老子和莊子歷來厭棄名，他們對儒家提出“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觀念也鄙夷不已，主張要廢仁棄義。莊子在《胠篋》裡，打了一個淺顯卻精當的比方：一般人為防竊賊，把箱子上鎖牢固，把袋子束紮結實，這只不過防一般小偷罷了，等到真正的大盜一來，搶劫擄掠，扛麻袋、背箱子的時候；恐怕箱子上的鎖，牢不牢固，袋子打的結，緊不緊，就沒什麼用了。宗廟之器，祖宗之法，提倡仁義道德，一切的有為者，都像前邊給箱子袋子上鎖上鑰的人，只是便宜了這些真正的大盜。老子和莊子在思想上，講求清靜無為，所以，容易有這種極端的論調。但是，我們若結合名實的關係來看，便很容易明白莊子的意旨所在。他不過是認為，名是容易被盜用的。其實，孔子在名實的關係上，也早就深有認識，覺得那時候禮崩樂壞，究其緣由，也是名和實之間的關係錯位導致，因此，他主張“正名”，他提出“子帥以正，其孰敢不正”。所以“八佾舞於庭”，他才那樣激憤，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做司寇時第一件事，就是誅了少正卯，做的也無不是溯本清源“正名”的事業。孔子對待名實的態度，也讓他養成了一種務實的作風。他反對“巧言令色”，覺得君子在個人修養和行事風格上，要有一種“訥於言而敏於行”的傾向，要“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另一方面，他也極清醒地意識到，名是最容易被混淆盜用的，因而，他“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貶斥“鄉愿”，撥亂反正，都為要杜絕這種似是而非的現象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