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與總體文學的關係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絡的。亨利·雷馬克將比較文學的定義分為了兩部分,第一部分強調比較文學是超國界的文學研究,第二部分強調關於文學與其他學科領域之間的關係。對於定義的第一部分即“比較文學是超國界的文學研究”,西方美國學派和法國學派都表示贊同,但法國學派重事實依據卻把文學批評排斥在比較文學領域之外。對於定義的第二部分,雷馬克認為這是美國學派與法國學派之間陣線分明的根本分歧。梵第根和基亞的著作都沒有討論甚至提過文學與其他領域之間的關係,以及在巴爾登斯貝格(Baldensperger)和阿扎爾(Hazard)主編的《比較文學評論》的許多年裡,這份雜誌的季刊書目根本就不包括這類研究專案。在美國卻恰恰相反,比較文學課程以及出版物一般都包括這一類研究領域。在比較文學研究領域,文學界還提出了“民族文學”、“世界文學”、“總體文學”等學科術語,這幾種領域和術語與比較文學很接近甚至重合。而中國學者楊乃喬提出總體文學這個概念應該有兩個層面的意義在同時使用。第一個意義層面即“總體文學是以三種以上的民族文學或國別文學為研究客體的”。總體文學強調國際上對波及多種民族或多種國家一種文學現象研究的歷史共時性,而不強調歷史的歷時性,就像梵·第根。楊乃喬認為在第二個意義層面上:總體文學又指稱文學批評、文學理論、詩學或美學。總體文學與比較文學的聯絡:雷馬克認為民族文學在‘一牆之內",比較文學‘跨過圍牆",而總體文學則站到了‘圍牆之上",由此他主張避免使用“總體文學”這一概念。其他一些法國學者則仍在承認彼此密切關係的前提下,堅持“比較文學”與“總體文學”的區分,而基亞、卡雷等人則連梵·第根提出的“總體文學”也不能容忍。這些西方學者的論爭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比較文學自身的發展。正是從承認區分的意義上,“總體文學”的提出才是有益和必要的,從而指出如果民族文學是比較文學的基礎,那麼總體文學則是比較文學的目標。關於“比較文學”與“總體文學”的相互關聯,中國學者認為比較文學必將超越語言、文化、政治界限,邁向廣闊的世界文學,在這點上東西方之間找到了共同之處,這也正體現了從國際的角度來展望建立全球文學史和文學學術這一遙遠的理想。如今,這樣的理想正以“衝破圈子”的方式努力著,昭示著超越民族界限、融全世界文學為一體的文學史,必將隨著比較文學研究的深人發展而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