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孔孟之道是封建階級文化的代表，維護封建君王制度。

（但是新文化運動時期反對孔孟之道是有侷限性的，是全面否定。應該要取其精華 棄其糟粕）

在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批評“舊思想”的針對性是很鮮明的。他們集中反對將孔教定為國教並列入憲法，指出孔教是維護專制制度的，與民權、平等思想背道而馳。李大釗指出：“孔子者，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憲法者，現代國民自由之證券也。專制不能容於自由，即孔子不當存於憲法。”陳獨秀也強調說：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級，“若一方面既然承認共和國體，一方面又要儲存孔教，理論上實在是不通，事實上實在是做不到。”他們還指出，尊孔是為了復辟帝制，“蓋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辟”。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認為思想學說是隨著社會發展而變遷的，“孔子之道，施於今日之社會為不適於生存”。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反對將孔教列入憲法，必然要集中批判封建的三綱五倫。他們認為孔教的核心是禮教，是別尊卑、明貴賤的等級制度，“儒者以綱常立教，為人子為人妻者，既失個人獨立之人格，復無個人獨立之財產”。魯迅的名著《狂人日記》、《我之節烈觀》，吳虞的《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吃人與禮教》等，也都是揭露封建禮教的罪惡，尖銳批判忠、孝、節等封建倫理道德的危害的。

反對將孔教列入憲法、批判封建綱常名教，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中反對舊思想、舊傳統最主要的內容。但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對於孔子及其學說並沒有完全否定。如陳獨秀就肯定了孔子的歷史地位和孔學的歷史價值，表示“反對孔教，並不是反對孔子個人，也不是說他在古代社會無價值”，並認為孔子學說也有優點，不是“一無可取”。李大釗也明確表示：“餘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僅此而言，也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並沒有完全否定傳統，沒有視中國傳統文化盡為糟粕，說不上是全盤反傳統。新文化運動沒有也不可能使傳統文化中斷，即使是儒學也沒有中斷。如果說有“中斷”，那斷掉的只是儒學獨尊的正統地位。

以五四運動為界，新文化運動分為前期和後期，後期是前期的發展。談論新文化運動不能只談前期不談後期，更不能以前期排斥後期

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運動有了新的發展，除原來的資產階級新文化外，又增加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的新文化，並逐漸在思想領域佔據主導地位。

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在人們心目中對曾經被奉為效法榜樣的西方資本主義產生了懷疑，以致破滅。1917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華人民終於在絕望和彷徨中從十月革命學到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的面貌就起了變化。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主要是透過李大釗等這樣一些在前期新文化運動中起骨幹作用的先驅者傳播開來的。1918年，李大釗就撰文歡呼和論述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第二年，他主編出刊了《新青年》的“馬克思研究”專號，並發表了著名的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第一次比較系統、準確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並指出三者不可分割的關係，“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此後，許多報刊相繼發表了大量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也被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開來。這樣，就使1915年開始發展起來的新文化運動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一個資產階級文化運動發展為一個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新文化運動。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之所以逐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決非由於幾個知識分子一時的感情衝動。華人民是在與各種主義的比較、實踐之後，才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其間貫穿始終的是先行者對社會現實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不是非理性的衝動，更不是簡單的盲從。它是思考後的選擇，是對現實的迴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