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山月《鞭馬圖》 關山月美術館藏
花鳥畫是“嶺南畫派”最為擅長的畫科，其次則為山水畫。雖然如此，在包括高劍父、陳樹人、趙少昂、關山月、黎雄才、何漆園等人在內的“嶺南畫派”諸家中，在留下大量花鳥、山水作品的同時，也不乏造型生動的人物畫，體現出多方面的藝術技巧。筆者在考察大量的關山月書畫作品時，也深刻地體會到此點。可以說，人物畫雖然不在關山月藝術生涯中佔據主流，但在其藝術成就中卻是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
傳統線描人物畫與敦煌壁畫是關山月人物畫的藝術源泉，圍繞這兩個方面，關山月做了不懈的探索。從其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人物畫中可看出這一點。
關山月早在十六七歲時，便經常為親友祖先畫碳相，說明他很早便掌握人物造型的技巧。這無疑為他以後的人物畫創作創造了條件。和其他傳統型人物畫家一樣，關山月以線描入門，奠定了其堅實的人物造型基礎。在其早年的人物畫中，這種痕跡最為突出。
關山月《穿針》 作於1954年
而有趣的是，在其傳統人物畫中，表現出的嶺南特色也最為顯著。江浙或其他地區人物畫要麼受李公麟以來的線描人物影響，要麼受清代費丹旭、改琦等人影響，而關山月早年的人物畫則有著清朝中後期以來廣東地區人物畫家易景陶、蘇六朋、何翀等人的影子，表現出鮮明的地域特色。作於1942年的《小憩》，無論衣紋線條還是賦色，都與易景陶、蘇六朋等人的人物畫有一脈相承之處。現在並沒有進一步的資料證實早年的關山月是否有機會接觸易、蘇等人的作品並受其潤澤，但在關山月同門師兄黎雄才的人物畫作題識中，就提及曾臨摹過清代乾隆年間鶴山人易景陶的作品。因此，關山月直接或間接與黎雄才一道同時受到易景陶的影響是在情理之中的。
關山月《青海塔爾寺廟會》 作於1944年 關山月美術館藏
易景陶傳世作品並不多，在廣東繪畫史上的地位也並不高，影響較有限，因此，黎、關二人早年受其影響，可能完全是因為地緣關係或恰好有機會接觸到他少量的存世作品。從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易景陶《騎驢圖》中可看出，人物的表情、線條及肌膚的顏色，關山月的《小憩》都與其有幾分神似之處。無論師承哪家，關山月早年在刻畫人物的“形”與“神”方面一直秉承“遺貌取神”的傳統，因而使其人物畫形神皆備。關山月在一首題為《形與神》的五言詩中這樣寫道：“若使神能似，必從貌得真。寫心即是法，動手別於人。”顯示出其早年人物畫的創作理念。
關山月《二百六十八洞·中唐》 作於1943年 關山月美術館藏
當然，關山月早年人物畫的這種區域特色並未延續很久。1943年，關山月與妻子李小平及畫家趙望雲、張振鐸等遠赴甘肅敦煌，臨摹壁畫80餘幅，成為他人物畫創作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關山月《哈薩克遊牧生活》 作於1946年 關山月美術館藏
和張大千、謝稚柳、葉淺予等人一樣，關山月在臨摹敦煌壁畫中，使其人物畫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文化學者黃蒙田認為，嚴格講來，關山月不是在臨摹壁畫，而是在“寫”敦煌壁畫，“或者說臨摹過程就是他依照敦煌壁畫學習用筆、用色和用墨的過程，是學習造型方法的過程”，“有一種強烈的東西在這裡面，那就是關山月按照自己的主觀意圖臨摹的、無可避免地具有關山月個人特色的敦煌壁畫”。因此，在關山月臨摹的敦煌壁畫作品中，我們已經很自然地感受到一種極為個性化的筆意：無論是寫實的佛像如《四十九窟·宋》和《鳳首一弦琴》，還是寫意的歌舞如《三百洞·晚唐舞姿之二》和《二百九十洞·六朝飛天（一）》、《十一洞·晚唐》等，都是在敦煌壁畫基礎上的再創造。除了在構圖與題材方面還保留著原始的敦煌壁畫雛形外，其他如筆墨、顏色、意境等方面幾乎完全是一種個人的筆情墨趣。
關山月《紡線圖》 作於1963年 嶺南畫派紀念館藏
敦煌的臨摹學習，對關山月以後的人物畫創作無疑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促進作用。上世紀40年代後期，他的系列組畫《南洋人物寫生》、《哈薩克人物》就是敦煌壁畫風格的延續。所以，有論者認為，“可以以關山月早年對敦煌壁畫的臨摹學習，來引證一代大師在建立個人繪畫風格的道路上怎樣奠定其基礎”（文樓《關山月之〈敦煌譜〉》）。這是很有道理的。
原文：《關山無限好 人文亦有情》-朱萬章
資源出處：《中國收藏》2017年12月刊
關山月《鞭馬圖》 關山月美術館藏
花鳥畫是“嶺南畫派”最為擅長的畫科，其次則為山水畫。雖然如此，在包括高劍父、陳樹人、趙少昂、關山月、黎雄才、何漆園等人在內的“嶺南畫派”諸家中，在留下大量花鳥、山水作品的同時，也不乏造型生動的人物畫，體現出多方面的藝術技巧。筆者在考察大量的關山月書畫作品時，也深刻地體會到此點。可以說，人物畫雖然不在關山月藝術生涯中佔據主流，但在其藝術成就中卻是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
傳統線描人物畫與敦煌壁畫是關山月人物畫的藝術源泉，圍繞這兩個方面，關山月做了不懈的探索。從其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人物畫中可看出這一點。
關山月早在十六七歲時，便經常為親友祖先畫碳相，說明他很早便掌握人物造型的技巧。這無疑為他以後的人物畫創作創造了條件。和其他傳統型人物畫家一樣，關山月以線描入門，奠定了其堅實的人物造型基礎。在其早年的人物畫中，這種痕跡最為突出。
關山月《穿針》 作於1954年
而有趣的是，在其傳統人物畫中，表現出的嶺南特色也最為顯著。江浙或其他地區人物畫要麼受李公麟以來的線描人物影響，要麼受清代費丹旭、改琦等人影響，而關山月早年的人物畫則有著清朝中後期以來廣東地區人物畫家易景陶、蘇六朋、何翀等人的影子，表現出鮮明的地域特色。作於1942年的《小憩》，無論衣紋線條還是賦色，都與易景陶、蘇六朋等人的人物畫有一脈相承之處。現在並沒有進一步的資料證實早年的關山月是否有機會接觸易、蘇等人的作品並受其潤澤，但在關山月同門師兄黎雄才的人物畫作題識中，就提及曾臨摹過清代乾隆年間鶴山人易景陶的作品。因此，關山月直接或間接與黎雄才一道同時受到易景陶的影響是在情理之中的。
關山月《青海塔爾寺廟會》 作於1944年 關山月美術館藏
易景陶傳世作品並不多，在廣東繪畫史上的地位也並不高，影響較有限，因此，黎、關二人早年受其影響，可能完全是因為地緣關係或恰好有機會接觸到他少量的存世作品。從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易景陶《騎驢圖》中可看出，人物的表情、線條及肌膚的顏色，關山月的《小憩》都與其有幾分神似之處。無論師承哪家，關山月早年在刻畫人物的“形”與“神”方面一直秉承“遺貌取神”的傳統，因而使其人物畫形神皆備。關山月在一首題為《形與神》的五言詩中這樣寫道：“若使神能似，必從貌得真。寫心即是法，動手別於人。”顯示出其早年人物畫的創作理念。
關山月《二百六十八洞·中唐》 作於1943年 關山月美術館藏
當然，關山月早年人物畫的這種區域特色並未延續很久。1943年，關山月與妻子李小平及畫家趙望雲、張振鐸等遠赴甘肅敦煌，臨摹壁畫80餘幅，成為他人物畫創作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關山月《哈薩克遊牧生活》 作於1946年 關山月美術館藏
和張大千、謝稚柳、葉淺予等人一樣，關山月在臨摹敦煌壁畫中，使其人物畫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文化學者黃蒙田認為，嚴格講來，關山月不是在臨摹壁畫，而是在“寫”敦煌壁畫，“或者說臨摹過程就是他依照敦煌壁畫學習用筆、用色和用墨的過程，是學習造型方法的過程”，“有一種強烈的東西在這裡面，那就是關山月按照自己的主觀意圖臨摹的、無可避免地具有關山月個人特色的敦煌壁畫”。因此，在關山月臨摹的敦煌壁畫作品中，我們已經很自然地感受到一種極為個性化的筆意：無論是寫實的佛像如《四十九窟·宋》和《鳳首一弦琴》，還是寫意的歌舞如《三百洞·晚唐舞姿之二》和《二百九十洞·六朝飛天（一）》、《十一洞·晚唐》等，都是在敦煌壁畫基礎上的再創造。除了在構圖與題材方面還保留著原始的敦煌壁畫雛形外，其他如筆墨、顏色、意境等方面幾乎完全是一種個人的筆情墨趣。
關山月《紡線圖》 作於1963年 嶺南畫派紀念館藏
敦煌的臨摹學習，對關山月以後的人物畫創作無疑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促進作用。上世紀40年代後期，他的系列組畫《南洋人物寫生》、《哈薩克人物》就是敦煌壁畫風格的延續。所以，有論者認為，“可以以關山月早年對敦煌壁畫的臨摹學習，來引證一代大師在建立個人繪畫風格的道路上怎樣奠定其基礎”（文樓《關山月之〈敦煌譜〉》）。這是很有道理的。
原文：《關山無限好 人文亦有情》-朱萬章
資源出處：《中國收藏》2017年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