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要遊歷天下的文人並不多，首先要有充足資金，比如徐霞客，其家庭背景較富有，其父親愛遊歷名川，在其父親的影響下，也喜歡遊歷名山。在古代交通和交通工具不象今天如此發達，捷便，所以說遊歷山川並非易事，沒有一定資金，難以行程。徐霞客在旅遊過程中也經歷了困難，遇上強盜，丟失盤酬，生病，但他都堅持了下來，為後世貢獻了大量遊記。還有就是朝廷官員，比如蘇試等，他們都是被朝廷貶官，下放到偏遠的地方做官，在其下放的地方，遊歷了不少名川，記錄下心情感受。

在一個已經習慣了各種“證件”的時代，出行前辦“證”比買各種票重要。這種情況在在明朝同樣如此，甚至更嚴格、更嚴厲！徐霞客遊歷天下是有“路引”的，按現在的說法，徐霞客也是有身份（證）的人。

吳叔最近專注於寫作《徐霞客遊雲南那些事兒》，很願意一起探討這個問題。

明初的人口管理不僅在分工和職業上進行了限制和固化，也在活動空間上給予限制。當時規定，軍民若離開本鄉一百里，必須由州縣官開具路引，略相當於後世的路條和介紹信，路引上要寫明事由、前往地點以及本人的相貌特徵，如有無鬍鬚、鬍鬚的顏色等。

明代中期以後，社會各階層中，普遍出現了人口流動的現象，其中最基本的流動形式就是遊寓或寄籍。明代士人遊寓之風相當盛行，且山人、遊客遍佈各地，那些在科舉仕進上已經失去前途的知識人，更是透過遊歷天下而維持自己的生計。

徐霞客大概可以歸結為這類人，所以徐霞客基本的日常打扮就是儒生打扮。儘管徐霞客沒有考取“功名”，但這樣的日常裝扮在明末已經沒有人會認真追究了。

這樣的日常裝扮為徐霞客提供了諸多便利。比如說在江西的永新縣，就憑這身打扮，在大年三十流落街頭的這天，被同樣儒生打扮的人收留。

同時，這樣“冒充士人”的打扮，也為徐霞客四處遊歷減少了很多麻煩，至少在士人到處遊寓的社會中，不會時時、處處去抽查徐霞客的“路引”。

徐霞客憑藉假冒“士人”，在旅遊途中確實也避免了被查驗“路引”麻煩，甚至直接就被忽略掉。

比如，徐霞客在雲南南盤江考察的時候，從師宗到羅平途中的那個晚上就住在衛所的哨卡兵營中。本來就有查驗“路引”職能的哨兵，不但收留了徐霞客，自始至終壓根就沒過問徐霞客的“路引”這回事！

當然，凡事都有例外。也就在這一段遊程中，徐霞客從雲南羅平進入貴州興義再出轉回到雲南的亦佐縣（今富源）的途中，就遇到了“較真”的哨兵。

《徐霞客遊記》中這樣記錄：崇禎十一年（１６３８年）九月初七日，晨起，雲尚氤氳。飯而行。有索哨者，還宿處，解囊示批而去。

翻譯一下就是：初七日早晨起床，仍然是雲霧迷漫，吃過飯就出發。有哨兵索要路條公文，又返回住處，解開行李找出批條給哨兵看了才透過。

所以，徐霞客出遊帶著“路引”是沒有疑問的。

任何證件最起碼有有個時限，終身有效且無任何限制的證件基本不存在。像徐霞客最後這次“萬里遐徵”出遊，一出門就是無數年、無數省，“路引”應該總是有個時效及地域限制吧？所以徐霞客確實面臨著一個大問題！

那麼，徐霞客是如何解決這個大問題的呢？這就牽扯到“路引”的發放問題。

明朝中葉以後，人口流動日趨頻繁，政府採取了一些流動人口管理的靈活的措施。一般來說，“路引”的發放為府州縣，但未必一定嚴格限制在戶籍地。無數的文學作品中，我們都會看到主角理直氣壯地說，“我們有xx發的路引！”這樣的情節。

所以，徐霞客的在遊記中，經常會有士人朋友寫信給出遊目的地主官這樣的記錄。這些內容是遊記的重要部分，也是研究徐霞客重要的線索。

比如，徐霞客離開昆明開始滇西遊覽的時候，徐霞客在遊記中就這樣記錄：

（十月）初五日，吳方生為我寫信給永昌府的潘氏父子、騰越州的潘秀才；又為我請求許知府寫信轉給永昌府李知府；又為我寫信給範復甦〔醫生，是江西省人〕讓他轉寫信給賓川州楊知州。下午，顧僕從晉寧州返回，並且帶來唐大來寫給陶不退的信。

徐霞客離開永昌前往雲州（今臨滄雲縣），永昌的雲南鄉試“解元”閃知願寫信給“楊雲州”。

寫這麼多信的目的是什麼呢？除了希望沿途這些人能給徐霞客幫助、資助之外，也有為徐霞客辦理沿途“路引”提供方便和“背書”的作用，在某些場合還能起到證明身份的作用。

所以，徐霞客就是這樣被一路“傳遞”、“護送”之下，既解決了“路引”的難題，又解決了旅費、旅途麻煩等諸多問題。

所以說，徐霞客一生全國遊歷壯舉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並不是一個人的事情，是在無數人的支援、支撐、幫助之下完成的。

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