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軍閥時代很混亂，縱橫認為以1928年為分界線，之前為北洋軍閥主導的舊軍閥時代，之後為國民政府主導的新軍閥時代，較為容易理解一些。

不管你承認不承認，每一個軍閥的後方似乎都有外國列強勢力的支援，北洋軍閥時代主要有皖系、直系、奉系，他們的背後更多的是取得了日本的支援。

奉系的張作霖被稱為“東北王”，雖然在歷史上口碑不錯，並且被很多人打上愛國軍閥的標籤，然而從其性質上來說，張作霖本身就是日本扶持下的利益代理人。

日俄戰爭時期，張作霖就已經幫日本人做過事，辛亥革命爆發時，張作霖直接對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表示：“日本國如對本人有所指令，本人自必奮力效命。”在一點點取得日本人的認可後，張作霖逐漸由奉天掌控了東北。

相對於奉系來說，皖系和直系與日本關係也很微妙，直系領袖馮國璋早年到日本考察軍事，與日本軍界人士有一定往來，段祺瑞雖然沒有馮國璋這樣的經歷，但是其左膀右臂中的徐樹錚卻是留日的高材生，前一段時間盛傳段祺瑞跟日本搞了一個西原借款，差點把日本搞破產，其實，為了借這筆款，段祺瑞將很多主權出賣給了日本，為九一八事變埋下隱患。

北洋軍閥與日本之間的聯絡，最早可以追溯到甲午中日戰爭結束後，大量中國留學生到日本留學，到全面抗戰爆發前，中國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的人數就多大1600餘人，可見日本對近代中國的影響。

在北洋軍閥的外圍，諸如晉軍閻錫山、東南五省聯軍（隸屬直系）孫傳芳，都是日本陸士畢業後回來闖出一番天地的人物。

這種現象隨著北洋政府的倒臺而結束，南方國民革命軍序列早年也有日本的影子，中國同盟會也是在日本成立的，只不過後來內部鬧了矛盾，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體的興中會成員在1907年到南洋另起爐灶。

由於南洋華僑與英美關係更為密切，南方的革命勢力也希望取得英美的支援，辛亥革命爆發時，孫中山先生正在美國為革命募款。

中國南方的革命團隊，主要以廣東（興中會）、江浙（光復會）、湖南（華興會）為策源地，其中跟日本、歐美都有聯絡，只不過後來逐漸傾向於歐美和蘇俄。

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勢力，在1923年與蘇俄達成合作戰略，並且發表《孫文越飛宣言》，此後，蘇聯的支援給國民革命軍很大的幫助，最終取得了北伐的最終勝利，當然，孫中山先生並不能算作是軍閥。

蘇俄政權在中國最看好的軍閥其實是吳佩孚，1922年越飛前往中國時，最先給吳佩孚寫了一份信，希望雙方能夠進行密切合作，吳佩孚是一個比較有骨氣的軍閥，號稱三不將軍，不愛錢，不納妾，不入租界。

在很多敏感問題上未能與蘇聯達成共識，最終使得越飛退而求其次，選擇支援孫中山先生，透過聯合孫中山，以實現以南壓北的局面。但是這個計劃在孫中山先生在世前並未實現，在孫中山去世後，蘇聯開始對西北軍閥馮玉祥很大的扶持。

馮玉祥在1924年發動北京政變，隨即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由於孫中山病死於北京，而馮玉祥也遭受來自北洋軍閥的集體反撲，只能通電下野，於1926年前往蘇聯考察，隨後北伐戰爭開始，馮玉祥此時可以說是“凱旋歸來”，在五原誓師後，拉起一支接近四五十萬的隊伍，沒有蘇聯的支援，馮可能無法做到這樣華麗的轉變。

除了馮玉祥之外，蘇聯扶持的另一個軍閥就是新疆的盛世才，當時盛世才與西北馬家軍中馬仲英激戰，無奈之下才選擇與蘇聯合作，後來也早早投靠了國民政府，與蘇聯一刀兩斷。

可以說，當時的軍閥除了馮玉祥和盛世才外，大多都選擇與日本、英美合作，極特別的如滇軍龍雲會和法國合作，國民政府在全面抗戰前，曾全面與德國合作。

為什麼這些軍閥很少與蘇聯合作呢？

蘇聯與中國的地緣看起來不太遠，實際上並不近，中國、日本都是典型的亞洲國家，蘇聯雖然大部分領土都在北亞，但是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卻在東歐，蘇聯當時的重心也在歐洲，而不在其所稱之為遠東的地方。

蘇聯和中國接壤的地方，一個是東北地區，一個是西北地區，東北南部是日本勢力範圍（日俄戰爭時劃分的），兩條陸上通道都挺遠，還是從海上走好一點，而從海上走，那真就是先漂洋再過海了。

蘇聯政權與北洋軍閥合作的初衷並不純粹，帶有很複雜的政治目的，甚至可以說是簡單粗暴，1922年越飛與吳佩孚主政的北洋政府聯絡時，是想要解決中俄兩國間的中東路和外蒙古問題，前面已經說到，吳佩孚是一個很有骨氣的軍閥，在此問題上沒有讓步，所以，越飛只能另尋他人。

蘇聯政權，從1917年十月革命後才開始形成，當時還沒有完全平定內部混亂，屬於建國草創初期，當時被稱為蘇俄政權，到1922年末再加盟了俄羅斯、南高加索、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等國家後，才形成蘇聯政權。

由於蘇聯政權是完全不同於西方列強國家，遭到西方列強的敵視，甚至是經濟封鎖，1917年十月革命後，也是一戰後期，北洋政府也是協約國中的一員，因此同其他協約國持相同立場，就是拒絕承認十月革命後的蘇俄，並且召回駐俄公使。

當然，從十月革命開始，蘇聯的革命之火已經燒到中國，此後的中國革命明顯受到蘇聯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