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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商隱 唐代詩人。字義山,號玉溪生,又號樊南生。原籍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自祖父起,遷居鄭州滎陽(今屬河南)。自稱與皇室同宗,但高、曾祖以下幾代都只做到縣令縣尉、州郡僚佐一類下級官員。所謂“宗緒衰微,簪纓殆歇”(《祭處士房叔父文》)、“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祭裴氏姐文》),這類自述真實地反映了他比較寒微的處境。

    李商隱一生經歷,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文宗開成二年(837)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時期。他幼時隨父到浙江。 9歲父死,奉喪侍母歸鄭州。後數年間,他和弟弟羲叟隨堂叔李某學習經書與文章。16歲著有《才論》、《聖論》,以古文為士大夫所知。文宗大和三年 (829),受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召聘入幕。大和六年,令狐楚調任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李商隱隨至太原。以後曾有短時期在兗海觀察使崔戎幕府逗留。開成二年登進士第。

    這個階段存留的詩作不多,但已形成重要的開端。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反映社會政治的詩篇,如《隋師東》、《有感二首》、《重有感》、《壽安公主出降》、《行次西郊作一百韻》等,指事陳情,激切感人,顯示了青年詩人關懷國家命運的抱負和器識。另一些作品以比興寄託的手法抒寫作者的凌雲壯志和渴求用世的心願,如《初食筍呈座中》和《無題》“八歲偷照鏡”,筆意宛轉,風格清新。此外,也有少量應酬詩和豔體詩。

    第二階段,從開成三年到武宗會昌六年(846),是李商隱踏上仕途和開始捲入黨爭旋渦的中年時期。開成二年冬,令狐楚病死,詩人失去憑依,於次年到涇州(今甘肅涇川縣)入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幕,後又娶了他的女兒。當時唐王朝內部以牛僧孺和李德裕為首的兩大官僚集團的鬥爭,正進入白熱化階段,從此他陷入朋黨相爭的峽谷,成了政爭的犧牲品。這年春天,他參與博學宏詞科考試,先為考官所取,複審時卻被中書省內有勢力的人除了名。次年始釋褐為秘書省校書郎,後調任弘農縣尉,又因“活獄”事忤觸上司,幾乎罷官。開成五年冬,辭尉職,求他調,到會昌二年以書判拔萃,重入秘書省為正字。不久又因母喪居家。會昌五年冬服滿後返職。

    這一階段坎坷不平的人生歷程,促使詩人的創作向縱深發展。題材比前期寬廣,包括感時、 抒懷、 言情、贈答、行旅、田園、詠史、詠物許多方面。詩中感情更為沉鬱,表達愈加婉曲,藝術上達到成熟的境界,代表作如《安定城樓》、《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任弘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另一方面,消極頹廢的思想和綺靡俗豔的詩作也有所發展,如《鏡檻》、 《曲池》、 《縣中惱飲席》、《花下醉》。

    第三階段,宣宗大中元年 (847)以後,是李商隱三入幕府、天涯漂泊的後期。宣宗即位後,一反武宗朝的政治措施,會昌年間得勢的李德裕黨紛遭貶逐,詩人受到進一步壓抑。他在京沒有出路,只好到遠方幕府去安身。從大中元年至九年,先後三次赴桂州(今廣西桂林)、徐州、梓州(今四川三臺)隨人作幕僚,悒悒不得志。大中五年去梓州幕府前,妻王氏病故,更使他精神上蒙受沉重打擊。居東川時,常抑鬱不歡,頂禮佛教,甚至想出家為僧。大中九年冬,梓州幕府罷,詩人返歸長安。次年任鹽鐵推官,一度遊江南。大中十二年,罷職回鄭州閒居。大約就在這一年年底病逝。

    漂泊無定的生涯,使詩人後期的詩風變化更為多樣,詩境也日趨老成。在桂州時,除寫了一些風神搖曳、氣韻渾成的寫景抒情詩如《晚晴》、《訪秋》、《城上》、《高松》以外,還以五律和五排的形式寫了反映異域民俗風物、具有鮮明地方色彩的風土詩,如《桂林》、《即日》“桂林聞舊說”、《異俗二首》、《昭郡》。赴徐州幕府時,一度情緒較昂揚,唱出高歌慷慨、興會淋漓的長篇古風《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和《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喪妻後及任職梓州幕府期間,轉而為悽苦酸楚之音,如《柳》“曾逐東風拂舞筵”、《北禽》、《天涯》、《初起》。同時仍保持對國事的憂慮,寫下象《井絡》、 《武侯廟古柏》、 《杜工部蜀中離席》、《籌筆驛》之類弔古傷時、蒼涼悲壯的名篇。而到了頹年鄉居時寫的《幽居冬暮》,則又一變激楚頓宕為深沉凝重,將無窮的悲憤含蓄在悽清衰颯的意境畫面之中,發人深思,令人嘆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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