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儒家的仁愛和墨家的兼愛都肯定人與人之間應當相愛。異:孔子的仁愛是推己及人、由親及疏、由近及遠的有等差的愛。而墨子則反對儒家的”愛有差等”說，強調愛無差別等級，主張不分遠近親疏厚薄的平等的愛。

“仁愛”是儒家倫理的核心概念，也是當代學者幾乎公認的儒學精華所在。而當仁愛被放到禮綱所處理的兩類關係中時，我們可以看到其不平等性與虛偽性。在“上、下”關係中，從表面上看，禮綱為上下關係所設定的倫理規範都是相對應的，如父“慈”子“孝”、夫“義”婦“聽”君“恕”臣“忠”等。但實際上，各規範因宗法角色的不同而性質有別:凡下對上的範，“忠”、“孝”等都被強化，明確歸屬禮法綱紀範疇；凡上對下的規範，“恕”、“慈”等卻都被弱化,缺少硬性的禮綱約束，只能屬仁義道德.這樣，上下層角色真實擁有的權力與責任、義務是完全不對稱的。墨子把與“兼愛”相反的思想行為稱為“別”。他說：“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也”。因此，治理天下的正確途徑就是“兼以易別”。墨子堅信，只要普天之下人們都遵循“兼愛”，就必然會害除利興、國泰民安、天下和平，達到樂園一般的完美境界。墨家指出,兼愛是處理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家庭與家庭、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其涵義包括相互聯結的兩個層次，即感情層次和利益層次。感情層次就是要求人們相互地、平等地、普遍地愛.利益層次就是愛時必須給對方以利益,使對方在愛中得到利益,而且利益的性質主要是指物質利益。墨家的“兼愛”並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愛”，是相對於儒家的“仁”即“別愛”提出的。別愛，也即“仁愛”的落腳點最後還是愛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