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奉兩大軍閥集團在北洋軍閥統治後期先後操縱北京政權，作為軍閥從本質上說二者並沒有什麼不同，但兩派在軍隊形成、選取將帥和人才代謝及其歷史影響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色。
軍隊形成的軌跡不同，導致了內部凝聚力強弱不同。
首先，直係軍閥集團是由原屬不同派系或分支的軍隊不斷加盟組成的軍事同盟體。而奉系軍閥集團則是透過細胞增殖的方式由小到大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
1916年，袁稱帝敗死，北洋軍群龍無首，段祺瑞欲效法袁世凱，獨攬軍政大權，引起與段資望相當的馮國璋的不滿，二人的明爭暗鬥日趨激烈，最後便以鄉誼、隸屬和利害關係分裂為直、皖兩大派系。直係軍閥集團既由此而來。其主要軍事力量有江蘇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佔元、江西督軍陳光遠和直隸督軍曹錕等部。1919年馮國璋死後，曹錕成為直系首領，但曹所依賴的是其手下大將吳佩孚，吳佩孚成為直軍的真正統帥。
奉系軍閥的源頭是晚清張作霖、馮德麟的保險隊，後受招安為巡防營。民初，在巡防營的基礎上採用新制擴編為二十七、二十八師，依俯北洋軍閥，是為旁系。張在任二十七師師長後，先是聯合二十八師師長馮德麟逼走段芝貴而奪取奉天軍政大權，再利用張勳復辟推馮德麟下水而吞併其二十八師，又借黑龍江內訌而得漁翁之利，最後出兵用武力佔領吉林。至此，張作霖完成了對整個東北的佔領，並以二十七、二十八師為基礎，逐步形成了奉系軍閥集團。
因為這個區別，在直軍中由於其內部派系龐雜，動機各異，使得這一軍事同盟體從一開始便是鬆散的和不穩定的，因而其內部的凝聚力也是軟弱渙散的。以第二次直奉戰爭直軍參戰序列為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一點。最初直軍所編的三個軍，第一軍司令彭壽莘等均是吳佩孚親信將領，所部又都是久經戰陣，能打也肯打；第二軍司令王懷慶等卻都是腐敗不堪的清末老官僚，所部也多是以巡防營為主改編而成的舊式軍隊，只是委身於曹吳所把持的北京政府而已，既不能打，也不肯打；第三軍司令馮玉祥所部，到是能征善戰，但馮並非吳之嫡系，又因與吳之關係鬧的很僵，此時更是早萌異志，是能打卻不肯打；後來編成的第四軍曹瑛所部，到是曹大帥的子弟兵，怎奈這位曹七爺所率的“茶壺隊”，嫖賭是行家裡手，上陣打仗卻不行了，可謂是肯打卻不能打。至於後來投入的十路援軍，除楊清臣、靳雲鶚等部系吳之嫡系外，其他全是陝西、河南、熱河、察哈爾等地方土著，其戰鬥力和可靠程度都很難說。這就是第二次直奉戰爭時直軍的陣容，從此不難看出直軍內部組成的繁雜。
再看奉軍，由於是透過細胞增殖的方式發展起來。其內部各師各旅都是一脈相承，沒有任何旁系雜支。雖然北洋政府的勢力範圍同樣的包括東北，但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關內不斷的派系爭鬥而無暇他顧的原因，奉軍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沒受到關內各派政治勢力的染指，故而它的獨立性遠遠超過被稱作北洋正統的直系和皖系。雖然奉軍的內部也有派系之分，但在未入關之前，在張作霖的掌控之下暴露的還不明顯，對於關內的直系、皖系和其它勢力而言，奉系軍閥集團仍是一個堅強的整體。
其次，從兩派首領和所轄部隊的關係來看，也有很大的不同。直系從北洋軍閥中分化出來後，第一代首領馮國璋的資歷遠在曹錕、王佔元諸人之上，當時的皖系把持著北京政權，排斥異已，直皖矛盾比較突出，在這種皖系勢力壓迫較大的情況下，直軍各將領還能共戴一主。馮死後，曹錕繼起為直系領袖，其能力和資歷就很難與其扮演的角色相稱了。好在曹的為人比較寬厚，手下又有吳佩孚這麼一員能文能武、有勇有謀又忠貞不二的大將為其主持一切，再加上曹錕率部就駐在京畿附近，可以更直接地威脅和操縱北京政府，就這樣，曹才勉強成了直系的盟主，而直系的實權派則是吳佩孚。吳佩孚長於治軍，所率部隊訓練有素，紀律嚴明，曾因一戰勝皖，再戰勝奉而被稱為“長勝將軍”。對於新的上司，由於沒有歷史的淵源，其效忠觀念和服從意識都要大打折扣。所以儘管吳佩孚威風八面，又大權在握，但對於許多非嫡系將領來說，他們頭上的官銜和手裡的大兵並不是從吳的手裡得來的，自然的也就不完全唯吳的馬首是瞻。不用說騎牆派和臨時依俯的了，就是同屬於老直系的孫傳芳、齊燮元等人，由於和吳屬於不同的支派，對吳的服從也是有條件的。吳能夠指揮裕如的，僅限於由第三師擴編的和由吳一手提拔的將領而已。
奉軍的情況又不同了。從奉軍初建到張作霖被炸身亡，張自始至終是奉系軍閥集團絕對的和唯一的領袖。其部下將領，不是他的綠林老夥伴，便是經他一手提拔的軍校學生。雖然奉軍中也有老派、新派之分，新派中又有土派、洋派之分，但不管是哪一派，卻共同擁戴張氏一人，戰爭中也能做到一致對外。故在奉軍中，軍令政令可以做到高度統一和集中。這一點，是吳佩孚和他指揮的直軍做不到的。可以這麼說，奉軍是由張作霖親手締造的，而直軍的締造者既不是吳佩孚，也不是曹錕，也不是馮國璋，而是早已死了的袁世凱。換句話說，如果把張作霖對於奉軍比作父子關係的話，那麼吳佩孚對於直軍更多的則是兄弟關係。
直奉兩大軍閥集團在北洋軍閥統治後期先後操縱北京政權，作為軍閥從本質上說二者並沒有什麼不同，但兩派在軍隊形成、選取將帥和人才代謝及其歷史影響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色。
軍隊形成的軌跡不同，導致了內部凝聚力強弱不同。
首先，直係軍閥集團是由原屬不同派系或分支的軍隊不斷加盟組成的軍事同盟體。而奉系軍閥集團則是透過細胞增殖的方式由小到大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
1916年，袁稱帝敗死，北洋軍群龍無首，段祺瑞欲效法袁世凱，獨攬軍政大權，引起與段資望相當的馮國璋的不滿，二人的明爭暗鬥日趨激烈，最後便以鄉誼、隸屬和利害關係分裂為直、皖兩大派系。直係軍閥集團既由此而來。其主要軍事力量有江蘇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佔元、江西督軍陳光遠和直隸督軍曹錕等部。1919年馮國璋死後，曹錕成為直系首領，但曹所依賴的是其手下大將吳佩孚，吳佩孚成為直軍的真正統帥。
奉系軍閥的源頭是晚清張作霖、馮德麟的保險隊，後受招安為巡防營。民初，在巡防營的基礎上採用新制擴編為二十七、二十八師，依俯北洋軍閥，是為旁系。張在任二十七師師長後，先是聯合二十八師師長馮德麟逼走段芝貴而奪取奉天軍政大權，再利用張勳復辟推馮德麟下水而吞併其二十八師，又借黑龍江內訌而得漁翁之利，最後出兵用武力佔領吉林。至此，張作霖完成了對整個東北的佔領，並以二十七、二十八師為基礎，逐步形成了奉系軍閥集團。
因為這個區別，在直軍中由於其內部派系龐雜，動機各異，使得這一軍事同盟體從一開始便是鬆散的和不穩定的，因而其內部的凝聚力也是軟弱渙散的。以第二次直奉戰爭直軍參戰序列為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一點。最初直軍所編的三個軍，第一軍司令彭壽莘等均是吳佩孚親信將領，所部又都是久經戰陣，能打也肯打；第二軍司令王懷慶等卻都是腐敗不堪的清末老官僚，所部也多是以巡防營為主改編而成的舊式軍隊，只是委身於曹吳所把持的北京政府而已，既不能打，也不肯打；第三軍司令馮玉祥所部，到是能征善戰，但馮並非吳之嫡系，又因與吳之關係鬧的很僵，此時更是早萌異志，是能打卻不肯打；後來編成的第四軍曹瑛所部，到是曹大帥的子弟兵，怎奈這位曹七爺所率的“茶壺隊”，嫖賭是行家裡手，上陣打仗卻不行了，可謂是肯打卻不能打。至於後來投入的十路援軍，除楊清臣、靳雲鶚等部系吳之嫡系外，其他全是陝西、河南、熱河、察哈爾等地方土著，其戰鬥力和可靠程度都很難說。這就是第二次直奉戰爭時直軍的陣容，從此不難看出直軍內部組成的繁雜。
再看奉軍，由於是透過細胞增殖的方式發展起來。其內部各師各旅都是一脈相承，沒有任何旁系雜支。雖然北洋政府的勢力範圍同樣的包括東北，但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關內不斷的派系爭鬥而無暇他顧的原因，奉軍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沒受到關內各派政治勢力的染指，故而它的獨立性遠遠超過被稱作北洋正統的直系和皖系。雖然奉軍的內部也有派系之分，但在未入關之前，在張作霖的掌控之下暴露的還不明顯，對於關內的直系、皖系和其它勢力而言，奉系軍閥集團仍是一個堅強的整體。
其次，從兩派首領和所轄部隊的關係來看，也有很大的不同。直系從北洋軍閥中分化出來後，第一代首領馮國璋的資歷遠在曹錕、王佔元諸人之上，當時的皖系把持著北京政權，排斥異已，直皖矛盾比較突出，在這種皖系勢力壓迫較大的情況下，直軍各將領還能共戴一主。馮死後，曹錕繼起為直系領袖，其能力和資歷就很難與其扮演的角色相稱了。好在曹的為人比較寬厚，手下又有吳佩孚這麼一員能文能武、有勇有謀又忠貞不二的大將為其主持一切，再加上曹錕率部就駐在京畿附近，可以更直接地威脅和操縱北京政府，就這樣，曹才勉強成了直系的盟主，而直系的實權派則是吳佩孚。吳佩孚長於治軍，所率部隊訓練有素，紀律嚴明，曾因一戰勝皖，再戰勝奉而被稱為“長勝將軍”。對於新的上司，由於沒有歷史的淵源，其效忠觀念和服從意識都要大打折扣。所以儘管吳佩孚威風八面，又大權在握，但對於許多非嫡系將領來說，他們頭上的官銜和手裡的大兵並不是從吳的手裡得來的，自然的也就不完全唯吳的馬首是瞻。不用說騎牆派和臨時依俯的了，就是同屬於老直系的孫傳芳、齊燮元等人，由於和吳屬於不同的支派，對吳的服從也是有條件的。吳能夠指揮裕如的，僅限於由第三師擴編的和由吳一手提拔的將領而已。
奉軍的情況又不同了。從奉軍初建到張作霖被炸身亡，張自始至終是奉系軍閥集團絕對的和唯一的領袖。其部下將領，不是他的綠林老夥伴，便是經他一手提拔的軍校學生。雖然奉軍中也有老派、新派之分，新派中又有土派、洋派之分，但不管是哪一派，卻共同擁戴張氏一人，戰爭中也能做到一致對外。故在奉軍中，軍令政令可以做到高度統一和集中。這一點，是吳佩孚和他指揮的直軍做不到的。可以這麼說，奉軍是由張作霖親手締造的，而直軍的締造者既不是吳佩孚，也不是曹錕，也不是馮國璋，而是早已死了的袁世凱。換句話說，如果把張作霖對於奉軍比作父子關係的話，那麼吳佩孚對於直軍更多的則是兄弟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