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上東西方代表大清朝還是有一席之地的，可以說是代表了東方世界，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一極，不過，大清朝有一個特點，就是眼光短，總是覺得自己很不得了，眼光不去看看世界，但是，西方則不同了，早就把眼光盯住了東方的核心，大清朝。西方首先進入清朝，其中主要是以傳教士，使團的形式進入清朝，在康乾盛世確實是和西方交往興盛。但是，要看到這種交流是西方主動，而清朝被動的，其根源在於大清朝過於自戀，總是秉承外來者的朝貢禮制，堂堂的大清帝國豈能主動去拜訪它人。大清朝和西方的交流並不對等，嚴謹的說是西方更主動，西方比時正在興起殖民它國的浪潮，因此來說，西方進入清朝有看看大清朝底細的意思，而大清朝卻並沒有看出這個苗頭，嚴謹的說是大清朝缺乏瞭解世界發展的眼光，也缺乏防人之心。而這個落後的思想並非是從嘉慶皇帝開始，而是在乾隆皇帝時就已經出現了端倪。

西方進入清朝的傳教士，使團長期住在京城，並且深入各地，瞭解大清朝的經濟、軍事、政治、民生、文化等等，把大清朝的底細摸透了，知道了大清朝強大的外表下面的隱藏的弱勢。簡單說，西方的傳教士、使團等就是西方殖民大清朝的先驅者，或者是刺探情報的，也就是大清朝所說的“坐探”。嘉慶皇帝前的幾位大佬皇帝時期，西方從清朝獲得的情報要遠遠超過清朝對西方的瞭解，此時，清朝對西方世界依然是一知半解，而且沒有任何防範意識，更談不上有什麼差距了。不過，此時的清朝確實是開始向西方學習了，這種學習是被迫的，也是盲從的，即便是在乾隆皇帝以及之前，清朝強大的表像背後則隱藏著很深的民族矛盾，京城的景象和民間截然不同。18世紀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輝煌的外表下面則是正在滑向衰世淒涼的階段。只可惜，當時沒有人認識到這一點，有認識到的也不敢說出來。

清朝即便是康乾盛世期間，也不過是自我欣賞，甚至是連明朝時期的大航海時代都放棄了，缺乏海洋拓展能力，完全是閉關鎖國了，而西方則找到了殖民大清朝的思路，那就是“擒賊先擒王”，因為大清朝的皇帝主導一切，皇帝倒了，大清朝也是滅亡了，因此，後來的鴉片戰爭，八國聯軍都是直接進攻京城。嘉慶皇帝確實“平庸”，但是他是一個“平庸”的好皇帝，老實巴交的尊詢前輩，雖然勵精圖治的改革，但底子就這樣了，乾隆皇帝留下的一個爛攤子豈是嘉慶皇帝這個”平庸者”所能改變。西方此時正在摩拳擦掌，嘉慶皇帝和西方漸行漸遠也好，走的越來越近也罷又又什麼用呢？關鍵是狼要來了，卻沒有意識到，更沒有準備好打狼的工具，一切都是被動應對。

嘉慶皇帝是反對鴉片流入的，也維護主權，也閉關鎖國，但是，嘉慶皇帝的平庸更多的是一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淒涼，並不是嘉慶皇帝無能，而是一個歷史的必然，從乾隆晚期就已經無法控制清朝的衰落了，而嘉慶在位只有二十五年，實際上只執政21年，清朝約100年的矛盾沉積是嘉慶無法改變的。而嘉慶繼位時國庫空虛，腐敗嚴重，矛盾加劇，在位時“白蓮教”起義波及廣泛，嘉慶皇帝和白蓮教打了九年，損失慘重。因此，嘉慶皇帝這一輩真正是處於一個歷史節點，清朝閉關鎖國在乾隆和嘉慶這兩代最嚴重，但是把一切都推給嘉慶無疑是不公平的，嘉慶不是康熙，也不是雍正，所以他平庸，但他並非是無為，而是外部局勢變了，而內部並不知曉。嘉慶的閉關鎖國是傳承於乾隆皇帝，嘉慶也想改革，只不過是沒有能力改變，因此，不能說從嘉慶皇帝開始和西方漸行漸遠。

從乾隆時期，大清與西方國家漸行漸遠。

1757年，乾隆改五口通商為廣州一口通商，從此，中西方交流大幅減少，清朝開啟了閉關鎖國時代。

恰逢此時，英國爆發第一次工業革命，隨著珍尼紡紗機與瓦特蒸汽機的廣泛使用，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受此影響，英國的科技、教育、醫療衛生、軍事制度與戰略戰術等方面，都有了重大變革與進步。

英國的工業革命，很快向西歐輻射，西歐國家迅速跟上，逐步開啟工業革命。

而清朝由於閉關鎖國，對西方的進步先是茫然無知，後又視而不見。

1793年，英使來華，帶上望遠鏡、軍艦模型、槍炮等禮物，要求與清朝全面通商。乾隆對英使帶來的這些最新研究成果嗤之以鼻，並束之高閣。對英使通商一事婉拒，繼續閉關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