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散文以其吞吐古今、匯聚東西的氣象，營造了一座融匯智慧、情趣與學識的精神殿堂，充分地展示出其對現代散文的超越性突破。 　　從這樣的文學和歷史背景出發去觀察作為散文家的林語堂，其整體的文化風度應是淵博悠遠、機敏通達。對此，他在《論語》時期的同仁徐曾給予其切實的評價：“那裡閃耀著語堂先生獨特的風采與色澤。那裡有成熟思想家的思想，有洞悉人情世態的智慧，有他的天真與固執，坦率與誠懇，以及潛伏在他生命裡的熱與光，更不必說他的博學與深思，在許多課題前，他始終用他的獨特的風格來表達他深厚的、有根據的見解和確切健全的主張。” 　　的確，林語堂有其與眾不同之處，他不僅是“幽默”這一詩學術語在中國的發明者，在他的散文中也不斷生髮幽默的元素。“幽默”作為一種亦莊亦諧、情趣盎然的筆調，同時意味著“獨特之見解及人生之觀察”和超遠與曠達的人生姿態。林語堂還從“幽默”的美學要義作縱向延伸，上承“中國之幽默始祖”的老莊之惠澤，以主體觀念為支點，對中西詩學進行互動交融的比較和對話。更重要的是，他在東西兩大文化體系中自由出入，遊刃有餘，並在進行整合比較中形成自己在文化選擇上的真知灼見，尤其是倡導並建構了華語散文寫作的新形態即新的文體模式——閒語體。他說：“我創出一個風格。這種風格的秘訣就是把讀者引為知己，向他說真心話，就猶如對老朋友暢所欲言毫不避諱什麼一樣。所有我寫的書都有這個特點，自有其魔力。”他在許多文章中反覆強調自己的文學寫作觀，而且不斷地加以踐行和驗證。如《記大千話敦煌》、《想象的孔子會談》、《女論語》、《記農曆元旦》等，都是“閒語”式的例文。他對世間一切事物的瞭解，不僅來自書本，而且來自於實際，學會達觀地品味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