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日語水平很高 魯迅留學日本多年，日語水平很高，聽說讀寫四個方面都十分熟練。魯迅用日文寫過文章，也曾將自己的作品譯為日文，又多次擔任口譯。特別值得提到的是，他從1927年12月起親自教企業宣傳片許廣平學習日語，教學效果非常之好，結果學生很快就能從日文翻譯文學作品——這就是稍後出版的《小彼得》（上海春潮書局1929年11月版，署名“許遐”，聯華書局1939年重印本署名“許廣平”，而書名頁仍題“許遐譯”）。許廣平回憶說：“先是教單字，但並不是照日文教學所排列的字母教起，而是魯迅自己編出講義來教的。教書時逐步深入，而又靈活地每天按時地學習。一共自編自教了二十七課。”教法別出心裁，效果又快又好，無不表明魯迅對日文的掌握已臻化境。
魯迅的德文水平則要低下去若干檔次，茅盾曾經在回憶錄裡說過，“魯迅的德文程度只能閱讀，不能講話”；在另外一處又提到，魯迅雖然不能講德語，但是聽得懂。而根據魯迅的學生荊有麟的說法，魯迅的德語聽力也存在一定的問題。荊有麟在《魯迅回憶斷片》中講過一個有趣的故事：1924年，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從哈爾濱請來一位世界語水平很高的白俄教授謝利謝夫，此人要求會見魯迅，兩人在東安市場的飯店見面，陪客有荊有麟、孫伏園、章衣萍。謝氏對魯迅飛機票講德語，魯迅對他講日語，“兩人都選取自己熟悉的語言而應用，無法顧到對方對另一種語言的聽覺的能力，這會談，是乾乾脆脆失敗了”。魯迅在南京礦路學堂、日本仙台醫專都學過德文，後來又進了東京的德語學校，雖然不一定非常之正規地每天去上課，但總是正式學過德文。辛亥革命後不久魯迅打算離開紹興到一家大的出版社去當編譯，就曾經用德文應試，他的德語水平不難推見，用來看書翻譯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魯迅到上海定居後，一度有到德國去的打算，為強化自己的德文，又下過一番工夫。許廣平在回憶錄裡提過此事：“在有一個時候，他很想到德國去，自己在預備，每天自修，讀文法，讀書。那時他已經五十歲了，還是孜孜不倦像個小學生”。她後來又補充說：“在上海住在虹口公園附近的時候，魯迅每夜自修德文至少有一年，公司註冊大買一通有關研究德文的字典、辭典和德文書籍，如是經常每夜定出一定時間學習。見史沫特萊女士時，有時亦能用德語對話，史氏還稱許他發音正確呢。”但因為忙於種種，後來兒子又出生了，未能繼續堅持。魯迅對於學習外文一向予以高度重視，不懂一兩門外語，在他看來是很可惜的事情。
對於英文，魯迅一再表示自己是“漠不相識”，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魯迅逝世前不久，友人史沫特萊請來美籍德國醫生托馬斯·鄧恩（Thomas Dunn）為之診治。為了對病人保守秘密，事先醫生問史沫特萊病人懂哪種外語，意思是不希望魯迅聽懂他們的交談，以免讓他知道真實的病情。史沫特萊回答說：“日語很好，德語不能說，但聽得懂。”醫生又問：“英語呢？”史沫特萊很乾脆地說：“不懂。”於是醫生決定用英語交談，由茅盾擔任翻譯，將許廣平介紹的日語翻譯病史以及治療的經過譯為英語，也把醫生的某些話譯成漢語。他們不想讓魯迅知道全部的真實，但這一計劃落空了，稍後魯迅在文章中提到，這位醫生“是在上海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華人，然而也宣佈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由此可知儘管魯迅的英語聽力不能說是很好，但還是聽懂了朋友們自以為可以保密的談話。
魯迅學生時代在江南水師學堂學過幾天英語，後來自己也在不斷學習，但遠不如他的日文、德文水平。如果是比較簡短的英文材料，魯迅是可以對付的。例如當梁社乾將他翻譯的英文字特價機票《阿Q正傳》寄請魯迅審閱時，魯迅指出過其中幾個小錯誤。魯迅翻譯《毀滅》時主要以日文譯本為依據，同時也參考過該書的德譯本和英譯本，他在《後記》中介紹自己去取的方針時說：“藏原惟人譯成日文，題為《壞滅》……後二種（按指英文譯本和德文譯本）都已改名《十九人》，但其內容，則德日兩譯，幾乎相同，而英譯本卻多獨異之處，三佔從二，所以就很少採用了。”雖然很少採用，但仍然說明他是可以用英文看書的。魯迅在文章中偶爾夾入過若干英文詞語，大抵很準確。種種跡象表明，他對於英文並非是“漠不相識”。據許廣平介紹，魯迅手邊有好幾本英日詞典、日英詞典和英漢詞典，常常翻查。如果他完全不懂英語，又何必要買要用這些工具書呢？周作人曾說魯迅“對於英文沒有好感”，似乎並非事實，至少魯迅後期不是如此。但不容否認的是，魯迅始終沒有下很大工夫學英語，水平遠不如日語和德語，這主要可以從他青年時代學習的經歷得到解釋。完全可以設想，如果魯迅精通某種歐洲語言，例如英語，他一生的情況可能就會大不相同了。
魯迅的日語水平很高 魯迅留學日本多年，日語水平很高，聽說讀寫四個方面都十分熟練。魯迅用日文寫過文章，也曾將自己的作品譯為日文，又多次擔任口譯。特別值得提到的是，他從1927年12月起親自教企業宣傳片許廣平學習日語，教學效果非常之好，結果學生很快就能從日文翻譯文學作品——這就是稍後出版的《小彼得》（上海春潮書局1929年11月版，署名“許遐”，聯華書局1939年重印本署名“許廣平”，而書名頁仍題“許遐譯”）。許廣平回憶說：“先是教單字，但並不是照日文教學所排列的字母教起，而是魯迅自己編出講義來教的。教書時逐步深入，而又靈活地每天按時地學習。一共自編自教了二十七課。”教法別出心裁，效果又快又好，無不表明魯迅對日文的掌握已臻化境。
魯迅的德文水平則要低下去若干檔次，茅盾曾經在回憶錄裡說過，“魯迅的德文程度只能閱讀，不能講話”；在另外一處又提到，魯迅雖然不能講德語，但是聽得懂。而根據魯迅的學生荊有麟的說法，魯迅的德語聽力也存在一定的問題。荊有麟在《魯迅回憶斷片》中講過一個有趣的故事：1924年，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從哈爾濱請來一位世界語水平很高的白俄教授謝利謝夫，此人要求會見魯迅，兩人在東安市場的飯店見面，陪客有荊有麟、孫伏園、章衣萍。謝氏對魯迅飛機票講德語，魯迅對他講日語，“兩人都選取自己熟悉的語言而應用，無法顧到對方對另一種語言的聽覺的能力，這會談，是乾乾脆脆失敗了”。魯迅在南京礦路學堂、日本仙台醫專都學過德文，後來又進了東京的德語學校，雖然不一定非常之正規地每天去上課，但總是正式學過德文。辛亥革命後不久魯迅打算離開紹興到一家大的出版社去當編譯，就曾經用德文應試，他的德語水平不難推見，用來看書翻譯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魯迅到上海定居後，一度有到德國去的打算，為強化自己的德文，又下過一番工夫。許廣平在回憶錄裡提過此事：“在有一個時候，他很想到德國去，自己在預備，每天自修，讀文法，讀書。那時他已經五十歲了，還是孜孜不倦像個小學生”。她後來又補充說：“在上海住在虹口公園附近的時候，魯迅每夜自修德文至少有一年，公司註冊大買一通有關研究德文的字典、辭典和德文書籍，如是經常每夜定出一定時間學習。見史沫特萊女士時，有時亦能用德語對話，史氏還稱許他發音正確呢。”但因為忙於種種，後來兒子又出生了，未能繼續堅持。魯迅對於學習外文一向予以高度重視，不懂一兩門外語，在他看來是很可惜的事情。
對於英文，魯迅一再表示自己是“漠不相識”，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魯迅逝世前不久，友人史沫特萊請來美籍德國醫生托馬斯·鄧恩（Thomas Dunn）為之診治。為了對病人保守秘密，事先醫生問史沫特萊病人懂哪種外語，意思是不希望魯迅聽懂他們的交談，以免讓他知道真實的病情。史沫特萊回答說：“日語很好，德語不能說，但聽得懂。”醫生又問：“英語呢？”史沫特萊很乾脆地說：“不懂。”於是醫生決定用英語交談，由茅盾擔任翻譯，將許廣平介紹的日語翻譯病史以及治療的經過譯為英語，也把醫生的某些話譯成漢語。他們不想讓魯迅知道全部的真實，但這一計劃落空了，稍後魯迅在文章中提到，這位醫生“是在上海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華人，然而也宣佈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由此可知儘管魯迅的英語聽力不能說是很好，但還是聽懂了朋友們自以為可以保密的談話。
魯迅學生時代在江南水師學堂學過幾天英語，後來自己也在不斷學習，但遠不如他的日文、德文水平。如果是比較簡短的英文材料，魯迅是可以對付的。例如當梁社乾將他翻譯的英文字特價機票《阿Q正傳》寄請魯迅審閱時，魯迅指出過其中幾個小錯誤。魯迅翻譯《毀滅》時主要以日文譯本為依據，同時也參考過該書的德譯本和英譯本，他在《後記》中介紹自己去取的方針時說：“藏原惟人譯成日文，題為《壞滅》……後二種（按指英文譯本和德文譯本）都已改名《十九人》，但其內容，則德日兩譯，幾乎相同，而英譯本卻多獨異之處，三佔從二，所以就很少採用了。”雖然很少採用，但仍然說明他是可以用英文看書的。魯迅在文章中偶爾夾入過若干英文詞語，大抵很準確。種種跡象表明，他對於英文並非是“漠不相識”。據許廣平介紹，魯迅手邊有好幾本英日詞典、日英詞典和英漢詞典，常常翻查。如果他完全不懂英語，又何必要買要用這些工具書呢？周作人曾說魯迅“對於英文沒有好感”，似乎並非事實，至少魯迅後期不是如此。但不容否認的是，魯迅始終沒有下很大工夫學英語，水平遠不如日語和德語，這主要可以從他青年時代學習的經歷得到解釋。完全可以設想，如果魯迅精通某種歐洲語言，例如英語，他一生的情況可能就會大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