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國君。
臣司馬光說：我知道天子的職責中最重要的是維護禮教，禮教中最重要的是區分地位，區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
什麼是禮教？就是法紀。
什麼是區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別。
什麼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四海之廣，億民之眾，都受制於天子一人。
儘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絕倫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為他奔走服務，這難道不是以禮作為禮紀朝綱的作用嗎！
所以，天子統率三公，三公督率諸侯國君，諸侯國君節制卿、大夫官員，卿、大夫官員又統治士人百姓。
權貴支配賤民，賤民服從權貴。
上層指揮下層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動，樹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葉；
下層服侍上層就好像人的四肢衛護心腹，樹木的枝和葉遮護根和幹，這樣才能上下層互相保護，從而使國家得到長治久安。所以說，天子的職責沒有比維護禮制更重要的了。
周文王演繹排列《易經》，以乾、坤為首位。
孔子解釋說：“天尊貴，地卑微，陽陰於是確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貴賤也就各得其位。”這是說君主和臣子之間的上下關係就像天和地一樣不能互易。
《春秋》一書貶低諸侯，尊崇周王室，儘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書中排列順序仍在諸侯國君之上，由此可見孔聖人對於君臣關係的關注。
如果不是夏桀、商紂那樣的暴虐昏君，對手又遇上商湯、周武王這樣的仁德明主，使人民歸心、上天賜命的話，君臣之間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節，矢死不渝。
所以如果商朝立賢明的微子為國君來取代紂王，成湯創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吳國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開國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
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寧肯國家滅亡也不願做君主，實在是因為禮教的大節絕不可因此破壞。
所以說，禮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區分。
所謂禮教，在於分辨貴賤，排比親疏，裁決萬物，處理日常事物。
沒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顯揚；沒有器物，就不能表現。
只有用名位來分別稱呼，用器物來分別標誌，然後上下才能井然有序。這就是禮教的根本所在。
如果名位、器物都沒有了，那麼禮教又怎麼能單獨存在呢！
當年仲叔於奚為衛國建立了大功，他謝絕了賞賜的封地，卻請求允許他享用貴族才應有的馬飾。
孔子認為不如多賞賜他一些封地，惟獨名位和器物，絕不能假與他人，這是君王的職權象徵；處理政事不堅持原則，國家也就會隨著走向危亡。
衛國國君期待孔子為他崐處理政事，孔子卻先要確立名位，認為名位不正則百姓無所是從。
馬飾，是一種小器物，而孔子卻珍惜它的價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卻要先從它做起，就是因為名位、器物一紊亂，國家上下就無法相安互保。
沒有一件事情不是從微小之處產生而逐漸發展顯著的，聖賢考慮久遠，所以能夠謹慎對待微小的變故及時予以處理；常人見識短淺，所以必等弊端鬧大才來設法挽救。
矯正初起的小錯，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顯的大害，往往是竭盡了全力也不能成功。
《易經》說：“行於霜上而知嚴寒冰凍將至。”
《尚書》說：“先王每天都要兢兢業業地處理成千上萬件事情。”就是指這類防微杜漸的例子。
所以說，區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個等級的名分。
嗚呼！周幽王、周厲王喪失君德，周朝的氣數每況愈下。
禮紀朝綱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敗；諸侯國君恣意征討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預朝政；禮教從總體上已經有十之七八淪喪了。
然而周文王、周武王開創的政權還能綿綿不斷地延續下來，就是因為周王朝的子孫後裔尚能守定名位。
為什麼這樣說呢
？當年晉文公為周朝建立了大功，於是向周襄王請求允許他死後享用王室的隧葬禮制
周襄王沒有準許，說：“周王制度明顯。沒有改朝換代而有兩個天子，這也是作為叔父輩的晉文公您所反對的。不然的話，叔父您有地，願意隧葬，又何必請示我呢？”
晉文公於是感到畏懼而沒有敢違反禮制。
因此，周王室的地盤並不比曹國、滕國大，管轄的臣民也不比邾國、莒國多，然而經過幾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晉、楚、齊、秦那樣的強國也還不敢凌駕於其上，這是為什麼呢？
只是由於周王還保有天子的名分。
再看看魯國的大夫季氏、齊國的田常、楚國的白公勝、晉國的智伯，他們的勢力都大得足以驅逐國君而自立，然而他們到底不敢這樣做，難道是他們力量不足或是於心不忍嗎？
只不過是害怕奸奪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討伐罷了。
現在晉國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視國君，瓜分了晉國，作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討，反而對他們加封賜爵，讓他們列位於諸侯國君之中，這樣做就使周王朝僅有的一點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棄了。
周朝先王的禮教到此喪失乾淨！
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國君。
臣司馬光說：我知道天子的職責中最重要的是維護禮教，禮教中最重要的是區分地位，區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
什麼是禮教？就是法紀。
什麼是區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別。
什麼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四海之廣，億民之眾，都受制於天子一人。
儘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絕倫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為他奔走服務，這難道不是以禮作為禮紀朝綱的作用嗎！
所以，天子統率三公，三公督率諸侯國君，諸侯國君節制卿、大夫官員，卿、大夫官員又統治士人百姓。
權貴支配賤民，賤民服從權貴。
上層指揮下層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動，樹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葉；
下層服侍上層就好像人的四肢衛護心腹，樹木的枝和葉遮護根和幹，這樣才能上下層互相保護，從而使國家得到長治久安。所以說，天子的職責沒有比維護禮制更重要的了。
周文王演繹排列《易經》，以乾、坤為首位。
孔子解釋說：“天尊貴，地卑微，陽陰於是確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貴賤也就各得其位。”這是說君主和臣子之間的上下關係就像天和地一樣不能互易。
《春秋》一書貶低諸侯，尊崇周王室，儘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書中排列順序仍在諸侯國君之上，由此可見孔聖人對於君臣關係的關注。
如果不是夏桀、商紂那樣的暴虐昏君，對手又遇上商湯、周武王這樣的仁德明主，使人民歸心、上天賜命的話，君臣之間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節，矢死不渝。
所以如果商朝立賢明的微子為國君來取代紂王，成湯創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吳國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開國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
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寧肯國家滅亡也不願做君主，實在是因為禮教的大節絕不可因此破壞。
所以說，禮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區分。
所謂禮教，在於分辨貴賤，排比親疏，裁決萬物，處理日常事物。
沒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顯揚；沒有器物，就不能表現。
只有用名位來分別稱呼，用器物來分別標誌，然後上下才能井然有序。這就是禮教的根本所在。
如果名位、器物都沒有了，那麼禮教又怎麼能單獨存在呢！
當年仲叔於奚為衛國建立了大功，他謝絕了賞賜的封地，卻請求允許他享用貴族才應有的馬飾。
孔子認為不如多賞賜他一些封地，惟獨名位和器物，絕不能假與他人，這是君王的職權象徵；處理政事不堅持原則，國家也就會隨著走向危亡。
衛國國君期待孔子為他崐處理政事，孔子卻先要確立名位，認為名位不正則百姓無所是從。
馬飾，是一種小器物，而孔子卻珍惜它的價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卻要先從它做起，就是因為名位、器物一紊亂，國家上下就無法相安互保。
沒有一件事情不是從微小之處產生而逐漸發展顯著的，聖賢考慮久遠，所以能夠謹慎對待微小的變故及時予以處理；常人見識短淺，所以必等弊端鬧大才來設法挽救。
矯正初起的小錯，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顯的大害，往往是竭盡了全力也不能成功。
《易經》說：“行於霜上而知嚴寒冰凍將至。”
《尚書》說：“先王每天都要兢兢業業地處理成千上萬件事情。”就是指這類防微杜漸的例子。
所以說，區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個等級的名分。
嗚呼！周幽王、周厲王喪失君德，周朝的氣數每況愈下。
禮紀朝綱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敗；諸侯國君恣意征討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預朝政；禮教從總體上已經有十之七八淪喪了。
然而周文王、周武王開創的政權還能綿綿不斷地延續下來，就是因為周王朝的子孫後裔尚能守定名位。
為什麼這樣說呢
？當年晉文公為周朝建立了大功，於是向周襄王請求允許他死後享用王室的隧葬禮制
周襄王沒有準許，說：“周王制度明顯。沒有改朝換代而有兩個天子，這也是作為叔父輩的晉文公您所反對的。不然的話，叔父您有地，願意隧葬，又何必請示我呢？”
晉文公於是感到畏懼而沒有敢違反禮制。
因此，周王室的地盤並不比曹國、滕國大，管轄的臣民也不比邾國、莒國多，然而經過幾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晉、楚、齊、秦那樣的強國也還不敢凌駕於其上，這是為什麼呢？
只是由於周王還保有天子的名分。
再看看魯國的大夫季氏、齊國的田常、楚國的白公勝、晉國的智伯，他們的勢力都大得足以驅逐國君而自立，然而他們到底不敢這樣做，難道是他們力量不足或是於心不忍嗎？
只不過是害怕奸奪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討伐罷了。
現在晉國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視國君，瓜分了晉國，作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討，反而對他們加封賜爵，讓他們列位於諸侯國君之中，這樣做就使周王朝僅有的一點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棄了。
周朝先王的禮教到此喪失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