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是很少見。
明代陶瓷史上的所謂空白期指正統、景泰、天順三朝共29年，其中天順一朝存在僅7年（1457～1464年）。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已知可靠帶天順朝年號的青花器僅有如下5件：
天順五年銘青花纏枝牡丹貼塑螭龍長頸瓶 高31.3、口徑4.4、底徑10.4釐米
銘文：“夏梅田都鐸源汪村社奉佛弟子程、妻鄭氏，喜舍香爐壹付入本里華林供養，伒（祈）俅（求）宦途清吉，天順伍年秋九月吉日題。”香港藝術館藏
1．1988年香港楊永德捐贈北京故宮博物院之“天順年”銘青花波斯文筒式爐；
2．山西省博物院藏“天順七年大同馬”“大同馬氏書”銘青花波斯文筒式爐；
3．山西私人藏“天順三年”銘青花人物圖盤（殘器）；
4．江西南昌縣博物館藏“天順叄年吉日置用”銘青花方形硯；
5．香港藝術館藏天順五年瓶。
萬曆十一年銘青花雲龍紋雙耳爐（殘）
銘文：“江西撫州府金雞縣寓溫州府瑞安縣碗店洪進十同熬景十喜舍香爐一副入於關爺前供奉祈保買賣亨通。萬曆十一年吉日立”。故宮博物院藏
天順五年瓶實為佛前三供之一：
天順五年瓶銘文自銘為“……奉佛弟子……喜舍香爐壹付……”。說明它是古代的佛前供器之一，供佛器在佛教儀軌及儀式中佔有重要位置，除了弘法功用，其造型和裝飾等還有助於宣揚、闡釋佛教教義，而陶瓷供佛器是歷代供器中的一個重要門類。據研究，以成對供器供佛至遲在金代已經出現，“組合式陶瓷供佛器元代開始多見，‘三供’（香爐一、花瓶二）、‘五供’（香爐一、花瓶二、燭臺二）等逐漸成為常見的陶瓷供佛器形式，並且出現了記載供奉人及供奉事由的詳細銘文（一般稱為‘記事款’）。
天啟三年銘青花雲龍紋大爐（殘）
銘文：“江西饒州府浮樑縣景德鎮里仁通津市信士方文祖室人陳氏李氏男方子舜女接英招英喜奉香爐花瓶一副於長壽庵佛前供奉祈保閤家清吉富有攸歸天啟三年冬月穀旦立。”廣東省博物館藏
陶瓷‘五供’是在元代‘三供’基礎上發展來的，但卻並非佛教專屬。道教也有‘五供’之說，是指齋蘸儀式組成的內容之一，在拜表、施食、鍊度等儀式中皆有五供一節。……從整體上看，元至明代陶瓷供器組合以‘三供’居多，標準的一爐、二瓶、二燭臺形式的‘五供’不晚於明末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並流行於清代。”綜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即天順五年瓶是明代天順時期程及妻鄭氏專門從景德鎮訂製並供奉於華林某一寺廟的佛前三供或五供之一。但問題是其自銘的載體分明是花瓶而非香爐，如此，似乎有文不對題之嫌。
青花蒜頭瓶 高37、口徑5.6釐米 河北民俗博物館藏
事實上，類似天順五年瓶這種顧左右而言他（即在器物自銘中不提及自身器名反而言及同屬一組的其他供器）的落款方式，雖然較為罕見，但也並非孤例。如山東泰安市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明萬曆己亥年紀年銘“青花雲龍紋瓶”，其自銘為“……程時振敬造大青花瓶壹副……”，就圖片觀察，此器與傳世一批原為雙耳三足鼎式爐的殘器一樣，器口、雙耳、三足均缺失。
天順五年瓶 高31.3、口徑4.4、底徑10.4釐米 香港藝術館藏
筆者曾致電山東泰安市博物館研究部就其儲存狀況查詢，得知其“原用於插配雙耳的器肩處對稱雙方孔，以及器腹下等對三圓孔，被（後）人以不知名材質填補以充瓶罐之用”，成了名副其實的“大青花瓶”，然而其復原後實為雙耳三足鼎式爐，此器自銘中同樣不提及自身的載體—香爐，故天順五年瓶當初訂製時至少應該也是一套完整的佛前三供（或五供）。香爐具體已不可考，但同屬一組的另外一件花瓶，筆者以為就是現藏河北省民俗博物館的一件無款天順青花纏枝牡丹紋蒜頭瓶，據穆青《明代民窯青花》一書介紹：“香港藝術館收藏的一件帶有‘天順五年’記事款的纏枝牡丹紋瓶和頸部堆貼的蟠螭與河北省民俗博物館的蒜頭瓶完全一樣。從照片上不難看出，香港藝術館的藏品口部殘破後鋸掉了一截，底部的圈足也已缺損，復原後應當也是一件蒜頭瓶”。
順治十一年銘青花雲龍紋爐（殘）
銘文：“山東東昌府清州席廠街三義廟供奉爐瓶一案順治十一年四月初三日信士董世瑜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天順五年瓶殘高31.3釐米，若（瓶口及圈足）復原後高度與河北省民俗博物館藏品（高37釐米）相當，且二瓶在造型紋飾等工藝上均驚人的一致。退一步而言，就天順五年瓶自銘中“奉佛弟子”和該瓶高度分析，它也只能是佛教三供或五供之一，而非明代以來開始流行的文人書房清供雅玩“爐瓶三事”之箸瓶。至於說同屬一組的三供為什麼一件有款一件無款，這很可能是受到當時的習俗、禁令或宗教等客觀條件約束。
確實是很少見。
明代陶瓷史上的所謂空白期指正統、景泰、天順三朝共29年，其中天順一朝存在僅7年（1457～1464年）。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已知可靠帶天順朝年號的青花器僅有如下5件：
天順五年銘青花纏枝牡丹貼塑螭龍長頸瓶 高31.3、口徑4.4、底徑10.4釐米
銘文：“夏梅田都鐸源汪村社奉佛弟子程、妻鄭氏，喜舍香爐壹付入本里華林供養，伒（祈）俅（求）宦途清吉，天順伍年秋九月吉日題。”香港藝術館藏
1．1988年香港楊永德捐贈北京故宮博物院之“天順年”銘青花波斯文筒式爐；
2．山西省博物院藏“天順七年大同馬”“大同馬氏書”銘青花波斯文筒式爐；
3．山西私人藏“天順三年”銘青花人物圖盤（殘器）；
4．江西南昌縣博物館藏“天順叄年吉日置用”銘青花方形硯；
5．香港藝術館藏天順五年瓶。
萬曆十一年銘青花雲龍紋雙耳爐（殘）
銘文：“江西撫州府金雞縣寓溫州府瑞安縣碗店洪進十同熬景十喜舍香爐一副入於關爺前供奉祈保買賣亨通。萬曆十一年吉日立”。故宮博物院藏
天順五年瓶實為佛前三供之一：
天順五年瓶銘文自銘為“……奉佛弟子……喜舍香爐壹付……”。說明它是古代的佛前供器之一，供佛器在佛教儀軌及儀式中佔有重要位置，除了弘法功用，其造型和裝飾等還有助於宣揚、闡釋佛教教義，而陶瓷供佛器是歷代供器中的一個重要門類。據研究，以成對供器供佛至遲在金代已經出現，“組合式陶瓷供佛器元代開始多見，‘三供’（香爐一、花瓶二）、‘五供’（香爐一、花瓶二、燭臺二）等逐漸成為常見的陶瓷供佛器形式，並且出現了記載供奉人及供奉事由的詳細銘文（一般稱為‘記事款’）。
天啟三年銘青花雲龍紋大爐（殘）
銘文：“江西饒州府浮樑縣景德鎮里仁通津市信士方文祖室人陳氏李氏男方子舜女接英招英喜奉香爐花瓶一副於長壽庵佛前供奉祈保閤家清吉富有攸歸天啟三年冬月穀旦立。”廣東省博物館藏
陶瓷‘五供’是在元代‘三供’基礎上發展來的，但卻並非佛教專屬。道教也有‘五供’之說，是指齋蘸儀式組成的內容之一，在拜表、施食、鍊度等儀式中皆有五供一節。……從整體上看，元至明代陶瓷供器組合以‘三供’居多，標準的一爐、二瓶、二燭臺形式的‘五供’不晚於明末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並流行於清代。”綜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即天順五年瓶是明代天順時期程及妻鄭氏專門從景德鎮訂製並供奉於華林某一寺廟的佛前三供或五供之一。但問題是其自銘的載體分明是花瓶而非香爐，如此，似乎有文不對題之嫌。
青花蒜頭瓶 高37、口徑5.6釐米 河北民俗博物館藏
事實上，類似天順五年瓶這種顧左右而言他（即在器物自銘中不提及自身器名反而言及同屬一組的其他供器）的落款方式，雖然較為罕見，但也並非孤例。如山東泰安市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明萬曆己亥年紀年銘“青花雲龍紋瓶”，其自銘為“……程時振敬造大青花瓶壹副……”，就圖片觀察，此器與傳世一批原為雙耳三足鼎式爐的殘器一樣，器口、雙耳、三足均缺失。
天順五年瓶 高31.3、口徑4.4、底徑10.4釐米 香港藝術館藏
筆者曾致電山東泰安市博物館研究部就其儲存狀況查詢，得知其“原用於插配雙耳的器肩處對稱雙方孔，以及器腹下等對三圓孔，被（後）人以不知名材質填補以充瓶罐之用”，成了名副其實的“大青花瓶”，然而其復原後實為雙耳三足鼎式爐，此器自銘中同樣不提及自身的載體—香爐，故天順五年瓶當初訂製時至少應該也是一套完整的佛前三供（或五供）。香爐具體已不可考，但同屬一組的另外一件花瓶，筆者以為就是現藏河北省民俗博物館的一件無款天順青花纏枝牡丹紋蒜頭瓶，據穆青《明代民窯青花》一書介紹：“香港藝術館收藏的一件帶有‘天順五年’記事款的纏枝牡丹紋瓶和頸部堆貼的蟠螭與河北省民俗博物館的蒜頭瓶完全一樣。從照片上不難看出，香港藝術館的藏品口部殘破後鋸掉了一截，底部的圈足也已缺損，復原後應當也是一件蒜頭瓶”。
順治十一年銘青花雲龍紋爐（殘）
銘文：“山東東昌府清州席廠街三義廟供奉爐瓶一案順治十一年四月初三日信士董世瑜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天順五年瓶殘高31.3釐米，若（瓶口及圈足）復原後高度與河北省民俗博物館藏品（高37釐米）相當，且二瓶在造型紋飾等工藝上均驚人的一致。退一步而言，就天順五年瓶自銘中“奉佛弟子”和該瓶高度分析，它也只能是佛教三供或五供之一，而非明代以來開始流行的文人書房清供雅玩“爐瓶三事”之箸瓶。至於說同屬一組的三供為什麼一件有款一件無款，這很可能是受到當時的習俗、禁令或宗教等客觀條件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