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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每日郵報報道,英國生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書寫《人類起源》時,曾思考人類是如何學會說話的,他寫道“鳥類發聲在好幾個方面為人類語言的發展提供了最近的類比。”達爾文認為語言可能起源於鳥鳴,這“可能產生了各種複雜情緒的言語表達。”目前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以及日本東京大學的學者表示達爾文的推測是正確的。  證據表明人類語言是從動物王國裡發現的兩種交流形式的嫁接:鳥類的鳥鳴聲,以及在其他動物種類裡發現的更為實用、包含資訊的表達方式。“正是這種偶然的結合觸發了人類語言的發展,”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和哲學學院的語言學教授宮川茂(Shigeru Miyagawa)這樣說道。  這一觀點建立在宮川教授之前研究的總結上,也即人類語言具有兩個“層面”:一個是“表達”層,主要涉及句子組織的可變化性,另一個是“詞彙”層,這與句子的核心內容有關。他的總結是基於其它語言學家的早期工作,包括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肯尼斯·黑爾(Kenneth Hale)和塞繆爾·傑·凱澤(Samuel Jay Keyser)。  基於對動物交流的分析,並利用宮川教授的框架,研究作者稱鳥類歌唱類似於人類語句的表達層。另一方面,蜜蜂交流式的來回搖擺,或者靈長類動物簡短的語音資訊,則類似於詞彙層。  大約5萬至8萬年前,人類結合了這兩種表達方式形成獨一無二的成熟的語言形式。“曾經存在兩種先前存在的系統,就像之前是存在蘋果和橘子的,只是兩者恰好被放在一起。”宮川教授說道。這種現存結構的適應性在自然歷史過程中非常普遍,麻省理工學院計算機語言學教授羅伯特·貝里克(Robert Berwick)這樣說道。“當一樣新事物進化時,它往往是建構在舊事物的基礎上。這種情況在進化史上並不罕見。略微改變陳舊結構就能獲得根本性的新功能。”  這篇名為“人類語言層級結構的出現”的新文章是由宮川教授、貝里克教授以及動物交流方面的專家、日本東京大學生物心理學家岡上和生(Kazuo Okanoya)合作撰寫的。  考慮到表達層和詞彙層之間的差異,我們先來舉個簡單的例子,例如句子:託德看見了一隻禿鷹。我們能夠輕而易舉的產生這句話的各種變種,例如“託德什麼時候看見了一隻禿鷹?”這種元素的重新排列發生在表達層,使得我們能夠增加複雜性並提出問題。  但詞彙層仍保持不變,因為它涉及了同樣的核心元素:主體“託德”,動詞“看見”以及客體“禿鷹”。鳥類歌唱缺少一種詞彙結構。但它們有一種美妙的音樂,這被貝里克稱為“整體”結構。整首歌只有一個意思,無論是有關交配、領土佔有權還是別的東西。  白腰文鳥(一種小型雀類)的歌唱能夠返回之前旋律的某個部分,從而使得歌曲更多變數和更多事物的交流變為可能。夜鶯能夠歌唱100至200種不同的旋律。相比之下,很多其他型別的動物只有非常簡單的表達方式,且沒有如此強大的旋律能力。  蜜蜂能夠透過視覺交流,利用精確的搖擺向同伴傳達食物來源的資訊;其它靈長類動物能夠發出一系列聲音,包含有關捕食者的警告或者其他資訊。人類則結合了動物的這些系統。我們能夠像蜜蜂或者靈長類動物一樣交流重要資訊,同時我們也像鳥類一樣,具有旋律能力並能夠重新結合自身語言的不同部分。正因如此,我們有限的詞彙能夠產生看似無限多種不同的意義。  研究人員表明,正如達爾文推測的,人類最初是學會如何唱歌,然後才試著將特定的詞彙元素結合進這些歌曲裡。正如文中所寫,鳥類和人類語言的獲得在某些方面存在“驚人的相似性”,包括人生哪個階段是學語言的最佳時期,以及大腦哪部分與語言有關。  另一項相似性則來自麻省理工學院已經退休的著名語言學家莫里斯·哈利(Morris Halle)的見解。他觀察到“所有人類語言都具有有限種重音模式,有限種節拍模式,在鳥類歌唱中也存在這樣有限種節拍模式。”研究人員承認進一步的實證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這僅僅是個假設,”貝里克教授說道,“但它能夠更清楚的表達達爾文所沒有表達清楚的部分,因為現在我們對語言的瞭解更深刻了。”宮川教授教授則表示未來將對其他物種的交流模式進行細節研究。“如果這一切被證實,那麼人類語言在自然、在進化史上都是先驅。”蜜蜂、鳥類和其它靈長類動物可以作為進一步科研見解的源泉。  這篇語言學研究的最大特點是搜尋所有人類語言的普遍方面。這並不是隨機的文化建構,而是基於人類與其它物種都具有的能力部分。同時,人類語言因結合了自然存在的兩個獨立系統而顯得非常獨特,這使得我們能夠在有限的系統裡產生無限種的語言可能性。“人類語言並非完全自由,它是基於一定的規則。”宮川教授說道。“如果我們是正確的,那麼考慮到人類的自然祖先,人類的語言在能與不能方面將受到極大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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