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產生的背景：
科舉制的創立，是中央集權的需要，是選士制發展的結果。隋朝統一中國以後，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首先著手的就是官制和與官制密切相關的選士制度的改革。因為：第一，要加強中央集權，必須把選用人才的大權集中在中央政府手裡；第二，要鞏固統治，必須最大限度地網羅和籠絡知識分子，為他們提供參政的機會；第三，全國統一，封建官僚機器日益完備，必須選拔大量的適應封建統治需要的人才來充任各級吏員。這樣，被地方官員操縱的察舉制和被士族所操縱的九品中正制顯然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隋文帝正式廢“九品中正制”。至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年）始置進士科，一般認為，進士科的設定，標誌著科舉制的創立。到唐代，科舉逐漸成為定製，宋、元、明、清，歷代相襲，在中國歷史上推行1300年之久。
選官特點：
隋煬帝時，設定明經、進士二科。學業優敏即明經科，文才秀美即進士科。唐循隋制，仍行科舉取士制。於進士科外，增設明經、明法、明書、明算等常設科目以及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道舉等非常設科目。
科舉與以往的選士制度有承襲關係，但又有重大區別。最突出的區別是，以往的察舉和九品中正制都是以主管官員的推薦作為選士的關鍵，所以又統稱薦舉；而科舉則是以統一考試的成績作為選士的基本依據，所以考試是科舉的核心。還有皇帝特別主持舉行的制科。武則天在位時增設武科。
唐代科舉分為常科和制舉兩類。常科是固定時間舉行的固定科目選士，制舉則為皇帝臨時根據需要下詔開科選士。通常所說的科舉，指的是常科。
參加科舉的考生有“生徒”和“鄉貢”兩類。“生徒”即各類官學的學生，“鄉貢”即“生徒”以外的在地方報考的讀書人。獲得準考名額的比例，“生徒”要大大高於“鄉貢”,這是官學吸引學生的主要動因。
科舉考試的內容和方法，因科目不同而有所區別。唐代科舉常科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學、童子等科。實際上，經常舉行的是前六科。
秀才科注重博學才高。唐以此科最高，考選較嚴，寧缺毋濫，每年所取不過一、二人，很難考取。太宗貞觀以後，此科便名存實亡了。明法、明書、明算科選的人數量不多。因而學子們熱衷的只有明經、進士兩科。
所謂明經，即通曉儒家經典。明經科又有通二經、三經、五經之別。唐代把儒經分為大經、中經和小經三類。《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須通一大經、一小經或通二中經。通三經者，須通大、中、小各一經。通五經者，大經須全通，其他各經任選。《論語》、《孝經》為共同必試。考試的過程是先帖經，每經10帖，每帖3字，通6以上為及格。然後口試，問經義10條，通10為上上，通8為上中，通7為上下，通6為中上，皆為及格。然後，答時務策3道，通2為及格。三試皆及格為及第。總之，明經科考試比較容易，只要熟讀經書就行，對於經義未必真懂，及第也比較容易，故有“三十老明經”的說法。明經科主要是為官員貴戚子弟提供科舉出身的機會。
進士科最初主要是向平民出身的才士開放的，及第者即跨進了統治階級的行列，常有“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的美稱。進士科曾一度只試策、帖經。試時務策5道，帖1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4，帖過4以上為乙第。永隆二年（681年）加試雜文兩篇，即一詩一賦。此後，進士科考試便包括帖經、雜文、時務策三場。唐代進士科大約每百人中只能有一兩人及第，而明經則每十人就能有一兩人及第。因此，進士科的競爭相當激烈，考取也很難，故有“五十少進士”的說法。
科舉考試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還有應用文體的寫作。其考試方法，主要有帖經、墨義、策問、詩賦四種。
科舉（尤其是進士科）是統治者網羅人才的主要手段，也是士人改變社會身份的根本途徑。一旦進士及第，那通往官場的門就打開了，當時就有“登龍門”之譽，一“舉”成名也是由此而來。新科進士聚會於曲江亭，是長安的第一勝景。公卿王室也多有參加者，有的當時就從中選了女婿。曲江會後，進士們前往位於現大雁塔下的慈恩寺題名，取流芳百世的紀念意義。統治者也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唐太宗一次見到新科進士魚貫而行，不禁得意地說：“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
唐代科舉尚屬於初級階段，取士規模很小，只佔官員任用的5%左右，進士及第只是取得了作官的資格，還要和其他途徑獲得作官資格的人一樣，透過吏部的考試才能作官，所以只能算是給寒士開了一條擠入官場的門縫而已。
歷史作用：
科舉制是選士制度發展到高階程度的表現，它糾正了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機會不均、主觀隨意性大、易營私舞弊以及選士大權旁落等弊病。科舉面向全體士人公開招考，給每個人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科舉透過嚴格的考試，以統一的標準選拔人才。儘管考試的內容、方法等也有一些弊端，但是它畢竟有力地保證了選拔的質量。科舉制的實行，對中國封建政治、文化教育的作用和影響是十分重大的。
科舉制的創立和實施，為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封建國家統治發揮了重大作用：第一，選士任官大權由朝廷掌握，加強了中央集權制；第二，科舉制向中小地主乃至平民士人開放了入仕的門徑，有效地籠絡了廣大知識分子，加強了統治基礎；第三，使官員隊伍可以有效地補充新生力量，為國家的運轉增添了生機活力；第四，規範了廣大士人學習和修養的內容，促進了思想的統一。
科舉制度的創立和實施，就像一根指揮棒一樣，對教育產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響：一方面，科舉有力地促進了教育的發展。科舉制的實行，極大地調動了廣大士人的學習積極性和社會興學設教的熱情。據《全唐文》記載，當時“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學術文化的地位大大提高，因為它意味著錦繡前程。所以連目不識丁的平民百姓也養成“敬惜字紙”的社會風尚。另一方面，又使得教育成為科舉的附庸。教學的直接目標就是為了透過科舉。科舉考什麼，學生就學什麼，學校就教什麼。科舉怎樣考，學生就怎樣學，學校就怎樣教，完全成為科舉的應試教育。造成學生學習的動機狹隘，知識和能力片面，思想僵化，不利於人才的健康成長。所以科舉從一開始，就不斷遭到批評，但科舉畢竟從根本上適應封建時代的社會政治的需要，所以一直延續下來。
科舉制度產生的背景：
科舉制的創立，是中央集權的需要，是選士制發展的結果。隋朝統一中國以後，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首先著手的就是官制和與官制密切相關的選士制度的改革。因為：第一，要加強中央集權，必須把選用人才的大權集中在中央政府手裡；第二，要鞏固統治，必須最大限度地網羅和籠絡知識分子，為他們提供參政的機會；第三，全國統一，封建官僚機器日益完備，必須選拔大量的適應封建統治需要的人才來充任各級吏員。這樣，被地方官員操縱的察舉制和被士族所操縱的九品中正制顯然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隋文帝正式廢“九品中正制”。至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年）始置進士科，一般認為，進士科的設定，標誌著科舉制的創立。到唐代，科舉逐漸成為定製，宋、元、明、清，歷代相襲，在中國歷史上推行1300年之久。
選官特點：
隋煬帝時，設定明經、進士二科。學業優敏即明經科，文才秀美即進士科。唐循隋制，仍行科舉取士制。於進士科外，增設明經、明法、明書、明算等常設科目以及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道舉等非常設科目。
科舉與以往的選士制度有承襲關係，但又有重大區別。最突出的區別是，以往的察舉和九品中正制都是以主管官員的推薦作為選士的關鍵，所以又統稱薦舉；而科舉則是以統一考試的成績作為選士的基本依據，所以考試是科舉的核心。還有皇帝特別主持舉行的制科。武則天在位時增設武科。
唐代科舉分為常科和制舉兩類。常科是固定時間舉行的固定科目選士，制舉則為皇帝臨時根據需要下詔開科選士。通常所說的科舉，指的是常科。
參加科舉的考生有“生徒”和“鄉貢”兩類。“生徒”即各類官學的學生，“鄉貢”即“生徒”以外的在地方報考的讀書人。獲得準考名額的比例，“生徒”要大大高於“鄉貢”,這是官學吸引學生的主要動因。
科舉考試的內容和方法，因科目不同而有所區別。唐代科舉常科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學、童子等科。實際上，經常舉行的是前六科。
秀才科注重博學才高。唐以此科最高，考選較嚴，寧缺毋濫，每年所取不過一、二人，很難考取。太宗貞觀以後，此科便名存實亡了。明法、明書、明算科選的人數量不多。因而學子們熱衷的只有明經、進士兩科。
所謂明經，即通曉儒家經典。明經科又有通二經、三經、五經之別。唐代把儒經分為大經、中經和小經三類。《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須通一大經、一小經或通二中經。通三經者，須通大、中、小各一經。通五經者，大經須全通，其他各經任選。《論語》、《孝經》為共同必試。考試的過程是先帖經，每經10帖，每帖3字，通6以上為及格。然後口試，問經義10條，通10為上上，通8為上中，通7為上下，通6為中上，皆為及格。然後，答時務策3道，通2為及格。三試皆及格為及第。總之，明經科考試比較容易，只要熟讀經書就行，對於經義未必真懂，及第也比較容易，故有“三十老明經”的說法。明經科主要是為官員貴戚子弟提供科舉出身的機會。
進士科最初主要是向平民出身的才士開放的，及第者即跨進了統治階級的行列，常有“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的美稱。進士科曾一度只試策、帖經。試時務策5道，帖1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4，帖過4以上為乙第。永隆二年（681年）加試雜文兩篇，即一詩一賦。此後，進士科考試便包括帖經、雜文、時務策三場。唐代進士科大約每百人中只能有一兩人及第，而明經則每十人就能有一兩人及第。因此，進士科的競爭相當激烈，考取也很難，故有“五十少進士”的說法。
科舉考試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還有應用文體的寫作。其考試方法，主要有帖經、墨義、策問、詩賦四種。
科舉（尤其是進士科）是統治者網羅人才的主要手段，也是士人改變社會身份的根本途徑。一旦進士及第，那通往官場的門就打開了，當時就有“登龍門”之譽，一“舉”成名也是由此而來。新科進士聚會於曲江亭，是長安的第一勝景。公卿王室也多有參加者，有的當時就從中選了女婿。曲江會後，進士們前往位於現大雁塔下的慈恩寺題名，取流芳百世的紀念意義。統治者也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唐太宗一次見到新科進士魚貫而行，不禁得意地說：“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
唐代科舉尚屬於初級階段，取士規模很小，只佔官員任用的5%左右，進士及第只是取得了作官的資格，還要和其他途徑獲得作官資格的人一樣，透過吏部的考試才能作官，所以只能算是給寒士開了一條擠入官場的門縫而已。
歷史作用：
科舉制是選士制度發展到高階程度的表現，它糾正了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機會不均、主觀隨意性大、易營私舞弊以及選士大權旁落等弊病。科舉面向全體士人公開招考，給每個人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科舉透過嚴格的考試，以統一的標準選拔人才。儘管考試的內容、方法等也有一些弊端，但是它畢竟有力地保證了選拔的質量。科舉制的實行，對中國封建政治、文化教育的作用和影響是十分重大的。
科舉制的創立和實施，為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封建國家統治發揮了重大作用：第一，選士任官大權由朝廷掌握，加強了中央集權制；第二，科舉制向中小地主乃至平民士人開放了入仕的門徑，有效地籠絡了廣大知識分子，加強了統治基礎；第三，使官員隊伍可以有效地補充新生力量，為國家的運轉增添了生機活力；第四，規範了廣大士人學習和修養的內容，促進了思想的統一。
科舉制度的創立和實施，就像一根指揮棒一樣，對教育產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響：一方面，科舉有力地促進了教育的發展。科舉制的實行，極大地調動了廣大士人的學習積極性和社會興學設教的熱情。據《全唐文》記載，當時“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學術文化的地位大大提高，因為它意味著錦繡前程。所以連目不識丁的平民百姓也養成“敬惜字紙”的社會風尚。另一方面，又使得教育成為科舉的附庸。教學的直接目標就是為了透過科舉。科舉考什麼，學生就學什麼，學校就教什麼。科舉怎樣考，學生就怎樣學，學校就怎樣教，完全成為科舉的應試教育。造成學生學習的動機狹隘，知識和能力片面，思想僵化，不利於人才的健康成長。所以科舉從一開始，就不斷遭到批評，但科舉畢竟從根本上適應封建時代的社會政治的需要，所以一直延續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