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的目的是使秦國強大！說的直接點，就是把草民們創造的財富，集中到秦王的手裡。集中力量辦大事嘛！這一點是需要肯定的。所以，商鞅變法也得到了國君的鼎力支援！歷史上的絕大多數的變法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分配財富

第一，財富不能分散到民間，即藏富於民！這樣會削弱中央的統治，引起社會的動盪。

第二，財富不能過分集中在政府手中，這樣，不利於社會生產，從而創造更大的財富！

這是一個政治命題！也是社會發生動盪的根本原因和動力！

最後，商鞅的死，才是每一位炎黃子孫應該反思的問題！

在中國的這片土地上發生了太多的讓人無法平靜而又無語的事！

沒有商鞅變法，就沒有秦一統天下，既沒有中國，由各小國構成的中原文化圈就會被異族所滅，今天的很多人都不存在。

中央集權最大的問題就是養成了人民的懶惰性。人民的民間組織長期被中央集權所壓制。無論幹什麼，一個人從生到死的戶籍問題，吃喝拉撒睡問題，婚喪嫁娶，根本離不開政府。第一，這說明了政府的服務廣，什麼都要管，而且還是壟斷經營。反過來又說明了政府分身乏力，什麼都管，不可能什麼都管好。結果就是官僚群體日益龐大。成了一個集團。

第二，人民依賴於政府的代價是付出自我組織能力，一盤散沙的結果不僅僅是農業時代的特點，更是統治智慧的苦果。這導致了人民像幼童一樣只能正常的生活之有政府的環境中的花朵。一旦天下大亂，一般人的生存能力是脆弱的。而工業時代的中國社會面對西方入侵的反應是極其無力的。既無鬥爭意識，也沒有進取心。完全被動挨打。

人民的野性完全被閹割了。做自由民的代價完全高過順民良民太多。刑于內而民懼官，天下人之天下，已經是一家之私產。我們從老天爺的奴隸變成了王朝的奴才了。

後果就是病夫化。

而封建社會的瓦解與發展力及工業革命有太大關係。以前是一百個勞動者才能養活一個不勞動者。十戶農民才能養活一個讀書人。而文字獄式的知識分子控制是比較簡單的。比較讀書人就那麼多，而科舉制度的控制權在手，對付知識分子變的很簡單。

而工業革命最大的偉岸就是解放了勞動力，同時生產力大發展帶動了教育革命，普及知識意味著，傳統的統治方法將面臨越來越多敢於質疑統治的知識分子的尷尬境地。變革不可避免。

商鞅變法導致的中央集權最大的惡果就是華人為了維持國家的中央集權與官僚統治而極大的犧牲了個體的自由與意識。在農業時代還能控制有限的知識分子賴達到統治，在工業時代與資訊化大爆炸時代，不民主的後果就是被質疑而導致國家體制不穩的危機。

而華人個體精神，冒險精神，進取精神，創新精神也被集體主義過於壓制而發展不正常。改變這種形勢，非一朝一夕之可能。中國民主發展永遠在路上。

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商鞅變法的內容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援下開始變法。內容有：

①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准許自由買賣；

②獎勵耕織和軍功。生產糧食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因從事商業而貧窮的人，全家罰做奴隸；根據軍功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廢除沒有軍功的舊貴族的特權；

④統一度量衡，在秦國頒佈度量衡的標準器。

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援下商鞅的變法無疑在戰國時最成功的其影響也是最為深遠的，商鞅變法廢除了舊貴族確立了以中央集權制為核心的新的社會體質為後世的統一奠定了思想基礎。

同時商鞅主導的法家思想確立了戰時法治社會的理論基礎，提高了社會的公約能力，頒佈的法令可以統一執行，大大的提高了社會發展水平為秦統一六國創造了經濟條件。統一度量衡全國上下有了標準的度量準則，為人們從事經濟文化交流活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對賦稅制和俸祿制的統一產生了積極作用； 消除了割據勢力的影響；

秦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這種集權制度和統一思想為後世所沿用，使得中華文明得以源遠流長。

歷史上“商鞅變法”的影響力是深遠的，尤其是商鞅的變法精神，在現在仍然有巨大的影響力。從《商鞅書.更法》中，我們仍然能探尋到兩幹多年前商鞅的變法精神綻放時代的光芒。整編《更法》是圍繞“秦國為什麼要變法?”“變法的根本目的是什麼?”這些問題以辯論的形式展開的。我們不妨細細品味其中的道理和意義。

變法就是為了愛民、利民和強國。

“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商鞅在一開始就指出，變法的出發點就是為了國家強大和愛護國民做有利於國民的事。只要是利國利民的，就可以改變舊的制度禮法，以適應現代的制度禮法來達到這一根本的目的。所以，強國、愛民和利民是根本，遵循舊制不能達到這一目的就是變法改革的原因。

沒有永遠不過時的制度，每個時代社會環不同，就要制定與時代和自己家國國情相適應的制度禮法才能繼續維護民眾的利益和國家的強大。

《更法》中商鞅駁斥秦國保守派代表甘龍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夏商周三個朝代因各自不同的制度而稱王天下，春秋五個霸主國同時稱霸它們各自的法度也是不一樣的，夏商周三個朝代所處的時代社會環不同，它們制定出與當時環境適應的制度所以才王天下。春秋五霸在同一個時期稱，五霸的國情也不一樣，五位霸主根據自己的國情制定與國家相適應的法度才能自己的國家成為能稱霸諸候的國家。

國家的制度禮法必須要與時代相適應。

“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商鞅在駁斥保守派杜挈說到，治理國家沒有一成不變的制度禮法，古時代的帝王治理國家的方式各有不同，就是因為當時的時代不同才有了不同的治理方式。伏羲、神農所在的時代以教化方式而不同誅殺刑罰的方式治理好部族;黃帝、堯、瞬所在的時代，以誅殺刑罰的方式治理好自己的部族;到了周代文王、武王時期，也是根據當時的實際狀況而制定禮法的。所以，沒有一成不變的治理國家方式，現在也不能用周文王、周武王時制定來治理現在的國家。夏、商之所以滅亡就是因為不改革與時代不適應的制度禮法所導致的。

《更法》篇中體現了商鞅的變法改革精神，也體現了先秦法家思想的時代進步性。

它清醒地看待制度禮法與時代關係和制度與國家強大、民眾利益的關係。一切制度、禮法都是為了達到國家強大、愛民利民這個根本目的而存在的，同時《更法》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商鞅清楚地認識到事物矛盾的轉化，隨著時代的變遷，當原來新的制度轉變成舊的、有阻、有違這個根本目的時，就要審時度勢地改除，以新的、與時代相適的制度取代舊的制度，達到維護國家強大、愛民利民這一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