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泊梁山八百里，一百零八條好漢。三打祝家莊，踏平曾頭市，襲破大名府、高唐州……這是何等威風！然而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暴動卻為何最終走向失敗了呢？這個問題確實令人深思。 宋江，作為起義的領導者，對於起義的最終失敗可謂難辭其咎。為什麼這樣說呢？作為一方農民起義軍的領導人，他不僅沒有舉起反宋大旗，反而投入宋徽宗的懷抱，甘當朝廷的鷹犬，去“剿滅”方臘、田虎、王慶等“階級兄弟”，實為背叛農民“革命”的罪人。 那麼宋江為什麼要出賣“革命”呢？從出身上講，宋江屬於地主階級。而參加起義的廣大成員則屬於農民階級。由於階級立場的不同，他根本就不可能與梁山上的廣大群眾一條心。他所想的是怎樣才能光宗耀祖、封妻廕子。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答案只有一個——接受朝廷“招安”。 同時，起義陣營內部成員的“革命性”也並不完全純潔。在這個集體中，雖然大多數成員都是遭受官府迫害或地主壓榨的普通勞動者，但也不乏一時“背運”或出於“無奈”的官府中人。他們“身在梁山、心向朝廷”，渴望有朝一日能夠再穿官衣、再吃皇糧，然而正是有這一大幫支持者的積極“擁護”，宋江的“歸順”計劃才有可能成功。“招安”之時，投降派歡呼雀躍，好像在外流浪多年的遊子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梁山起義的失敗，充分暴露了農民階級的侷限性。出於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及對自身出路的絕望，眾好漢聚義梁山。然而他們的“革命目的”並不明確。他們的起義宗旨也只不過是“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等最初級的反抗思想。由於農民階級小生產者的意識和自身文化水平的低下，使得他們不能夠形成一種“合力”。他們既不知道“跟誰走”，也不知道“怎樣走”，這就使得具有一定理論水平的地主階級能夠“趁虛而入”，佔據起義軍的領導地位，並將他們一步步地帶向了“招安”的不歸路。 梁山起義的失敗，正是以上各種主客觀因素結合在一起造成的。其中，起義領導者的投降主義思想是導致起義失敗的主要因素。而起義陣營內部成員中大量擁護“招安”者的存在，以及廣大成員的盲從及從眾心理，使得“招安”從“理想”最終變成現實，從而造成了起義的徹底失敗和他們個人命運的悲劇。
水泊梁山八百里，一百零八條好漢。三打祝家莊，踏平曾頭市，襲破大名府、高唐州……這是何等威風！然而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暴動卻為何最終走向失敗了呢？這個問題確實令人深思。 宋江，作為起義的領導者，對於起義的最終失敗可謂難辭其咎。為什麼這樣說呢？作為一方農民起義軍的領導人，他不僅沒有舉起反宋大旗，反而投入宋徽宗的懷抱，甘當朝廷的鷹犬，去“剿滅”方臘、田虎、王慶等“階級兄弟”，實為背叛農民“革命”的罪人。 那麼宋江為什麼要出賣“革命”呢？從出身上講，宋江屬於地主階級。而參加起義的廣大成員則屬於農民階級。由於階級立場的不同，他根本就不可能與梁山上的廣大群眾一條心。他所想的是怎樣才能光宗耀祖、封妻廕子。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答案只有一個——接受朝廷“招安”。 同時，起義陣營內部成員的“革命性”也並不完全純潔。在這個集體中，雖然大多數成員都是遭受官府迫害或地主壓榨的普通勞動者，但也不乏一時“背運”或出於“無奈”的官府中人。他們“身在梁山、心向朝廷”，渴望有朝一日能夠再穿官衣、再吃皇糧，然而正是有這一大幫支持者的積極“擁護”，宋江的“歸順”計劃才有可能成功。“招安”之時，投降派歡呼雀躍，好像在外流浪多年的遊子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梁山起義的失敗，充分暴露了農民階級的侷限性。出於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及對自身出路的絕望，眾好漢聚義梁山。然而他們的“革命目的”並不明確。他們的起義宗旨也只不過是“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等最初級的反抗思想。由於農民階級小生產者的意識和自身文化水平的低下，使得他們不能夠形成一種“合力”。他們既不知道“跟誰走”，也不知道“怎樣走”，這就使得具有一定理論水平的地主階級能夠“趁虛而入”，佔據起義軍的領導地位，並將他們一步步地帶向了“招安”的不歸路。 梁山起義的失敗，正是以上各種主客觀因素結合在一起造成的。其中，起義領導者的投降主義思想是導致起義失敗的主要因素。而起義陣營內部成員中大量擁護“招安”者的存在，以及廣大成員的盲從及從眾心理，使得“招安”從“理想”最終變成現實，從而造成了起義的徹底失敗和他們個人命運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