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歌的電影裡確實總出現癲狂人物，比如《霸王別姬》裡的程蝶衣，比如《荊軻刺秦王》裡的秦王，比如《無極》裡的大部分人物。

癲狂不是問題，因為癲狂並不是不合理，有些人就是癲狂的，反映他們的癲狂反而是客觀的，深刻的，比如程蝶衣。程蝶衣本身如果不是那麼瘋魔，就不會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那麼一個鮮明的角色。

但有些人並不應該癲狂，電影則展現出他們的癲狂，為了讓人物不一樣而癲狂，這就讓人看起來不那麼舒服。極端表現就是《無極》，故事不成立，人物不成立，只剩下滿銀幕不知所以的癲狂人物，影片遭人唾棄不足為奇，哪怕導演是曾執匯出偉大電影的陳凱歌。

前段時間重新看了一遍《荊軻刺秦王》，如果不把人物瘋癲的畫面看得特別重，其實電影中很多細節處理可圈可點。可就是因為陳凱歌想讓秦王和荊軻等人變得不一樣，最終使得觀眾看到他們那種彆扭的樣子就不忍卒看，影片中的閃光點也就無法閃光了。這不能不說是很大的遺憾。

導演自信一些沒有問題，但過於自信就走上歧途。他們可以比觀眾看得遠一些，帶得遠一些，但如果脫離太遠，觀眾就會掉隊。更不要說有些時候，導演自己也不知走向何方。

馮小剛說過，陳凱歌最適合在象牙塔裡待著，拍他最適合拍的片子，不要想著接地氣和老百姓打成一片。這是好話，但如果過於拔高不明所以，觀眾就會用腳投票。

客觀來說，陳凱歌也在迴歸，迴歸人物，迴歸故事，比如起碼可以讓人看懂的《妖貓傳》。

電影作為第七大藝術，無不展示著藝術來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獨特魅力。在各色的鏡頭排列與蒙太奇精巧的組接之中，影視的藝術性得到了充足的展現。而作為影視的核心的人物，更為影視敘述性展開發展的重要銜接，也為對人性審視的木梗，在千瘡百孔中留下的是人性的光輝，也是時代的泯滅······

陳凱歌是第五代導演中的代表人物，是遊走於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魔獸，也是電影界的杜甫。他和杜甫都是把目光投向社會、投向社會上的人。於是在視聽語言的表達中他是玄幻的，但於人物的窺視他也是現實的。他善於使用矛盾凸顯人物的掙扎，是程蝶衣柔軟與倔強同男性意識與女性意識的倒錯。故他選擇了在生活中以上帝的視角俯視螻蟻眾生的的悲歡，於熒幕上將平凡放大撕裂，用癲狂訴說悲喜，用哀嘆感慨人生。笑嘆‘世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世人看不穿。’世人原為非世俗人，奈何落入風塵間。而<<無極》則是英雄落幕，是陳凱歌與電影事業的妥協，及使思辨色彩略添功利化，我們仍感激著不變的癲狂給我們留下的歲月與反思。

據說這次的《妖貓傳》票房5個億，按規定片方能得到1.82個億。總投資額10個億。

當然看一部影片是否成功不能光看票房成績，要看影片本質。

沒有故事、沒有內含只靠玄幻的場景和華麗的服裝就能讓觀眾看得津津有味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為了迎合一個日本作者“楊貴妃是半個胡人”的胡話就找來一個歐美版的楊貴妃，那個“外國楊貴妃”除了所謂的美麗和盪鞦韆以外還有什麼值得“愛”的也沒說清楚。而“白居易”更像耽美小說“YY”出來的傻白甜。至於那個取走“真經”的日本和尚，無異於一個安裝上笑容的白痴。即沒看到他給“傻白甜”帶來了任何幫助也沒看到他與“白居易”成為朋友的必然性。在智商上倒是滿般配的。（近年來，導演很喜歡這種曖昧不明的基腐路線）連人物也沒有，影片靠什麼支撐？靠“陳凱歌”三個字嗎？

就像用高檔布料做出的中山裝，再華麗也已經過時了。導演不再是那個拍攝《黃土地》的追風少年，《霸王別姬》的老本兒也已經吃光，不可避免地淪為了二流的商業片導演。廉頗老矣……

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

“癲狂”是陳凱歌在擁有了創作自由度之後的一種強烈的人物特點，《黃土地》和《孩子王》作為陳凱歌的試水之作，他還是很謹慎地遵循著電影的創作規律和大眾口味等多方面元素進行創作的，但是當他在這個山頭獲得認可之後，他就開始了自己的“癲狂”之路。

從他最具有代表性的《霸王別姬》到他最近投入了大量資金和精力的《妖貓傳》，甚至是他早年的經典短片《十分鐘年華老去》，這些作品裡他所有的主角都有一種強烈的“癲狂感”，而這種癲狂感一方面有增強影片戲劇性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反映這陳凱歌在人物設計方面的一種傾向性——

只有壓抑的人，才會產生內心的變形，而這種變形表現為一種神經質的時候，為了不讓大眾反感，就需要把這種神經質包裝成一種快樂的感覺，這就是大家看到的那種“癲狂”，比如黃軒扮演的白居易。

而歸根結底，這種人物情感是陳凱歌與這個世界的一種角力，他對社會中的某一側面的不認可堆積起來之後，落到人物身上就成了一個外放的“人”。

很值得玩味。

從《黃土地》《霸王別姬》到新作《妖貓傳》。他作品的人物很多都有某種“精神貴族”的性格和氣質（我覺得陳也是大陸導演裡最有貴族氣質和文化情懷的，文筆和口才也最好）——哪怕他們的身份只是一個戲子、刺客、盲人樂手、醫生、普通白領、不諳世事的小道士以及他的武功師傅喜歡皇后的少年……都有為某種道義或信念而“初心不改”的“倔”和“二”。這就是有價值的“癲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