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這個詞的概念，原本是泛指歷史書，尤其是多用以指先秦的史書。漢朝人大都是這麼叫的。如《六國年表》說：“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太史公自序》說：“自獲麟以來四百餘載，諸侯相兼，史記放絕。”漢朝以後也還有人偶爾這麼用，如晉朝杜預所作的《春秋序》說：“《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如此等等。在這些地方，“史記”的含義都略同於今天的所謂“史籍”。司馬遷的著作在西漢以至東漢中期，都是稱作《太史公書》、《太史公記》，或者簡稱《太史公》。如《太史公自序》說：“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司馬遷自己是這樣稱呼的。《漢書楊惲傳》說：“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漢書藝文志》六藝春秋類有《太史公》百三十篇，東漢初的班固是這樣稱呼的。《論衡超奇》說：“長生作《洞歷》十篇，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又說：“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當時的王充也是這樣稱呼的。“史記”是從什麼時候成了司馬遷這部歷史和文學鉅著的專稱的呢？清朝梁玉繩說：“《史記》之名，當起於叔皮父子，觀《漢書五行志》及《後漢書班彪傳》可知。”(《史記志疑》)日人瀧川資言也以此說為是。這個說法是不能成立的。《漢書五行志》說：“後楚有白公之亂，陳乘而侵之，卒為楚所滅。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廷。”這裡的“史記”二字是指根據歷史記載，不是書名。而作為書名的，在《藝文志》裡明明是《太史公》。至於《後漢書班彪傳》，那是劉宋時人范曄作的，根本不能作為漢朝有此說法的憑據。多數人說，“史記”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是魏晉以後的事。這個說法又似乎太晚了。我認為“史記”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是開始於東漢後期。據《東海廟碑》：“闕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東門闕，事在《史記》。”按，此碑立於漢桓帝永壽元年(155)。又，《執金吾丞武榮碑》說：“闕績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微，靡不貫綜。”按，此碑立於漢靈帝建寧(168—171)年間。又，蔡邕《獨斷》說：“四代獄之別名，唐虞曰士官，《史記》曰‘皋陶為理’。”按：蔡邕死於漢獻帝初平三年(192)。這些都是見於漢末文字記載的，有不可辯駁的說服力。到魏晉時期，當然就更多了，例如《三國志王朗傳》記載王肅對魏明帝說：“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張裔傳》說張裔“治《公羊春秋》，博覽《史》、《漢》”。《三國志》記的是魏、蜀、吳事，作者陳壽是西晉人，說明到三國時代《史記》作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已經流行得很廣泛、很普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