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態度

1924年中國文壇上正在開展一場所謂“新文化陣營同封建復古派、資產階級右翼文人的鬥爭”。“新文化陣營”指左翼作家。“封建復古派”指胡先驌、梅光迪、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章士釗為首的“甲寅派”、張君勵、辜鴻銘為首的“玄學派”。“資產階級右翼文人”指“現代評論派”的胡適、徐志摩、林長民等。

泰戈爾當然不知道中國文壇上的這場鬥爭。他只是為了尋求友誼，為了膜拜中國古文化而來。他在中國訪問期間，一直由徐志摩、林長民等人接待。泰戈爾訪華在當時成了轟動一時的大事，報刊上天天在頭版登載他的行蹤，發表有關他的評論。由於上面提到過的，泰戈爾的思想既有“金剛怒目”的一面，又有“菩薩慈眉”的另一面，因此，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界對他這次訪華便形成了三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歡迎、反對、利用。“現代評論派”持歡迎態度，並且宣傳泰戈爾是“愛的象徵”，是來傳播“愛的福音”的；左翼文人則持反對態度。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馮乃超等人都曾著文，委婉地批評泰戈爾的思想和作品。“復古派”、“玄學派”則利用泰戈爾訪華為自己張目。由於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泰戈爾訪華便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

應該說，泰戈爾這次訪華是“不適時宜”的。正如魯迅所說：“印度詩聖泰戈爾先生臨中國之際，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燻上了幾位先生以文氣和玄氣。”而泰戈爾本人則“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塗，終於莫明其妙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