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並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闢瘟疫藥幹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闢溫病散等治療、預防溫疫的方劑。
唐朝孫思邈《千金要方·卷九·傷寒》立“闢溫”一章，記載治療溫疫的方劑。
宋代醫家張從正《儒門事親·卷一·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溼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藥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況巴豆之丸乎。”對瘟疫的臨床表現、治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元朝醫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溫疫五》：“瘟疫眾一般病者是，又謂天行時疫。治有三法：宜補，宜散，宜降。”總結了溫疫的治療方法。
明朝醫家吳又可目睹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在前人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對溫疫進行深入細緻的觀察、探討。其所著的《溫疫論》是中國論述溫疫的專著，對溫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認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溼，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指出溫疫的致病因子是“異氣”，又稱“疫氣”、“癘氣”“戾氣”等，是對溫疫病因的創見。
吳又可在《溫疫論》中，還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溫疫論》是中國醫學文獻中論述急性傳染病的一部劃時代著作，至今仍可用來指導臨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清朝餘師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吳又可《溫疫論》的基礎上，認為疫疹的病因是癘氣，指出“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並根據暑熱疫的病證特點，創立“清瘟敗毒飲”一方，以重用石膏為主，為溫疫病的辨證論治開拓了新的境地。
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並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闢瘟疫藥幹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闢溫病散等治療、預防溫疫的方劑。
唐朝孫思邈《千金要方·卷九·傷寒》立“闢溫”一章，記載治療溫疫的方劑。
宋代醫家張從正《儒門事親·卷一·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溼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藥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況巴豆之丸乎。”對瘟疫的臨床表現、治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元朝醫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溫疫五》：“瘟疫眾一般病者是，又謂天行時疫。治有三法：宜補，宜散，宜降。”總結了溫疫的治療方法。
明朝醫家吳又可目睹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在前人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對溫疫進行深入細緻的觀察、探討。其所著的《溫疫論》是中國論述溫疫的專著，對溫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認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溼，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指出溫疫的致病因子是“異氣”，又稱“疫氣”、“癘氣”“戾氣”等，是對溫疫病因的創見。
吳又可在《溫疫論》中，還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溫疫論》是中國醫學文獻中論述急性傳染病的一部劃時代著作，至今仍可用來指導臨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清朝餘師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吳又可《溫疫論》的基礎上，認為疫疹的病因是癘氣，指出“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並根據暑熱疫的病證特點，創立“清瘟敗毒飲”一方，以重用石膏為主，為溫疫病的辨證論治開拓了新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