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外時期,宗室貴族披堅執銳、浴血疆場,是後金政權建立和發展的中堅力量,努爾哈赤“八王共治”體制的建立又使汗權式微,從而造成皇太極即位初期,出現了八旗諸貝勒與新汗分庭抗禮的局面。

后皇太極勵精圖治,將“共議國政”的封建貴族政體逐漸過渡到皇權至上、諸王貝勒輔政的封建君主專制體制,確立了“南面獨尊”的地位。

這一歷史性的變化在法律方面最好的體現就是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在刑律上正式確定了“犯上罪”,列為“十惡”之首。“犯上罪”成為一項法定的罪名,從法律的角度維護了至高無上的皇權。

入關以後,隨著皇權日漸增強,“犯上罪”多表現為“衝犯儀仗”、“國喪娛樂”等觸犯皇帝權威的案件,被科以重刑。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惠郡王博翁果諾以“陪祀不謹”削爵。

雍正四年(1726年),輔國公阿布蘭以“違例謝恩”奪爵,撤出佐領。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和親王弘晝以“儀節僧妄,罰體三年”。

嘉慶四年(1799年),克勤郡王恆謹因“於皇后出神武門時,並不敬謹迴避,衝突直行”而削爵,並將稽查不力的定親王綿恩、護軍統領公晉昌“降三級呼叫”。

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格親王綿愷旋以“福晉乘轎徑入神武門”罰傣五年,後因太后求情,改罰體三年。

由此可見,清入關之後,潛越已被視為對皇權的直接挑戰,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漢族先進文化、嚴格的等級制度對清朝統治階層的滲透和影響。皇帝的至上權威是不容任何人侵犯的,即使是身為天演貴胃的皇子皇孫也不例外。

乾隆十三年(1748年)南巡還至德州時,孝賢純皇后崩逝,皇長子永磺僅因不是生身母親,迎喪時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悲痛,高宗即“斥其不知禮,切責之”,使這位可憐的皇長子失去了父皇的寵愛和繼位為儲君的權力,於乾隆十五年(1750年)鬱鬱而終。皇子縱然如此,況乎其他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