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中的葡萄美酒是指葡萄酒，但跟現代的葡萄酒還是有區別的！ 一般詩詞選本註釋這首詩，只籠統說"葡萄美酒"產自西域。由《涼州詞》這個題目，以及“琵琶馬上催”、“沙場”、“征戰”等語，可知這種美酒確實應該與西域有關。而一般工具書解釋古代的“葡萄酒”時，也比較籠統，比如《辭源》說是“用葡萄釀製的酒”，“漢時來自西域，唐時已能自釀”，《漢語大詞典》解說稍詳，雲“用新鮮葡萄或葡萄乾經過發酵而製成的酒”，並引《史記·大宛列傳》、晉張華《博物志》等為例。殊不知，古代的葡萄酒並非只有一種，而來自西域的葡萄酒製法與中原地區舊有的葡萄酒製法尤其不一樣。 明代李時珍著《本草綱目》卷二十五明確記載“葡萄酒有兩樣”，一種是簡單地釀製而成的，“取汁同曲如常釀糯米法，無汗用幹葡萄末亦可”，這也就是中原地區舊有的方法，據傳漢代或三國時期就已開始製造，“魏文帝所謂葡萄釀酒，甘於麴櫱，善醉而易醒者也”。宋人朱翼中所著《北山酒經》也記載了釀製葡萄酒之法，比《本草綱目》所說要詳細，說明了原料的份量、比例及具體制作工藝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用這樣的方法釀成的“葡萄酒”並非現代意義的葡萄酒。 另一種葡萄酒的製法則類似燒酒，“取葡萄數十斤同大麴釀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紅色可愛”，據李時珍說，這種製法“古者西域造之，唐時破高昌始得其法”。《太平御覽》卷九七二引《唐書》：“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貢獻，人皆不識。及破髙昌，收馬乳葡萄實於苑中種之，並得其酒法。太宗損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醐。既頒賜群臣，京中始識其味。”《唐會要》、《冊府元龜》等也引述了這段記載，文字略異。既然三國時已有葡萄酒，而來自西域的這種酒居然“人皆不識”，直到唐太宗試製成功，“京中始識其味”，這就是說，從高昌學來的酒法，與先前所知曉的釀製方法是迥然不同的。《吐魯番出土文書》記載了古代高昌所謂“踏漿”之法，也就是破碎葡萄果粒的方法，與今日歐洲一些小型酒廠沿用的方法非常相似。現代葡萄酒釀造技術告訴我們：葡萄只有被破碎，使果汁與果皮上的酵母接觸後，才能發酵，除了自然酵母，還可以在葡萄漿汁里加入酒母。《本草綱目》所稱的“大麴”，應該就是酵母或酒母。王翰詩中產於西域的這種美酒，其製法與現代葡萄酒釀造技術頗為相似，據周桓剛《白酒工藝學》、李約瑟《中國古代金丹術的醫藥化學特徵及其方術的西傳》等著述說，它就像是古代的白蘭地或葡萄燒。也有專家認為，《唐會要》等書中描繪的那種西域葡萄酒，更像是現代葡萄酒中的桃紅葡萄酒，其顏色介於紅、白葡萄酒之間。 來自西域的這種新型葡萄酒，其技術居於同時代之前列。不過這方法在中國似乎並未得到廣泛流傳，據美國學者勞費爾《中國伊朗編》載，直到晚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仍認為“華人喝的酒是米制的，他們不用葡萄制酒，也沒有從外國輸入葡萄酒”（這記載是針對華南地區的）。金朝文豪元好問寫了一篇《蒲桃酒賦》，序言中說，當時雖然多種葡萄，但“人不知有釀酒法”，“世無此酒久矣”，他的朋友劉光甫等人試著釀製了一些，自認為得到了“不傳之秘”，但他們也承認，他們造的這種酒已沒有古人所謂甘而不飴、冷而不寒等特點，看來頂多達到《北山酒經》、《本草綱目》等所載的釀製葡萄酒水準。 回到王翰所在的唐代，可以想象，這種來自西域的葡萄美酒，除了京中少數權貴，普通人是無法享受的，從這一點來說，《涼州詞》中那些可以痛飲西域葡萄美酒的將士們還是有口福的。
詩中的葡萄美酒是指葡萄酒，但跟現代的葡萄酒還是有區別的！ 一般詩詞選本註釋這首詩，只籠統說"葡萄美酒"產自西域。由《涼州詞》這個題目，以及“琵琶馬上催”、“沙場”、“征戰”等語，可知這種美酒確實應該與西域有關。而一般工具書解釋古代的“葡萄酒”時，也比較籠統，比如《辭源》說是“用葡萄釀製的酒”，“漢時來自西域，唐時已能自釀”，《漢語大詞典》解說稍詳，雲“用新鮮葡萄或葡萄乾經過發酵而製成的酒”，並引《史記·大宛列傳》、晉張華《博物志》等為例。殊不知，古代的葡萄酒並非只有一種，而來自西域的葡萄酒製法與中原地區舊有的葡萄酒製法尤其不一樣。 明代李時珍著《本草綱目》卷二十五明確記載“葡萄酒有兩樣”，一種是簡單地釀製而成的，“取汁同曲如常釀糯米法，無汗用幹葡萄末亦可”，這也就是中原地區舊有的方法，據傳漢代或三國時期就已開始製造，“魏文帝所謂葡萄釀酒，甘於麴櫱，善醉而易醒者也”。宋人朱翼中所著《北山酒經》也記載了釀製葡萄酒之法，比《本草綱目》所說要詳細，說明了原料的份量、比例及具體制作工藝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用這樣的方法釀成的“葡萄酒”並非現代意義的葡萄酒。 另一種葡萄酒的製法則類似燒酒，“取葡萄數十斤同大麴釀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紅色可愛”，據李時珍說，這種製法“古者西域造之，唐時破高昌始得其法”。《太平御覽》卷九七二引《唐書》：“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貢獻，人皆不識。及破髙昌，收馬乳葡萄實於苑中種之，並得其酒法。太宗損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醐。既頒賜群臣，京中始識其味。”《唐會要》、《冊府元龜》等也引述了這段記載，文字略異。既然三國時已有葡萄酒，而來自西域的這種酒居然“人皆不識”，直到唐太宗試製成功，“京中始識其味”，這就是說，從高昌學來的酒法，與先前所知曉的釀製方法是迥然不同的。《吐魯番出土文書》記載了古代高昌所謂“踏漿”之法，也就是破碎葡萄果粒的方法，與今日歐洲一些小型酒廠沿用的方法非常相似。現代葡萄酒釀造技術告訴我們：葡萄只有被破碎，使果汁與果皮上的酵母接觸後，才能發酵，除了自然酵母，還可以在葡萄漿汁里加入酒母。《本草綱目》所稱的“大麴”，應該就是酵母或酒母。王翰詩中產於西域的這種美酒，其製法與現代葡萄酒釀造技術頗為相似，據周桓剛《白酒工藝學》、李約瑟《中國古代金丹術的醫藥化學特徵及其方術的西傳》等著述說，它就像是古代的白蘭地或葡萄燒。也有專家認為，《唐會要》等書中描繪的那種西域葡萄酒，更像是現代葡萄酒中的桃紅葡萄酒，其顏色介於紅、白葡萄酒之間。 來自西域的這種新型葡萄酒，其技術居於同時代之前列。不過這方法在中國似乎並未得到廣泛流傳，據美國學者勞費爾《中國伊朗編》載，直到晚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仍認為“華人喝的酒是米制的，他們不用葡萄制酒，也沒有從外國輸入葡萄酒”（這記載是針對華南地區的）。金朝文豪元好問寫了一篇《蒲桃酒賦》，序言中說，當時雖然多種葡萄，但“人不知有釀酒法”，“世無此酒久矣”，他的朋友劉光甫等人試著釀製了一些，自認為得到了“不傳之秘”，但他們也承認，他們造的這種酒已沒有古人所謂甘而不飴、冷而不寒等特點，看來頂多達到《北山酒經》、《本草綱目》等所載的釀製葡萄酒水準。 回到王翰所在的唐代，可以想象，這種來自西域的葡萄美酒，除了京中少數權貴，普通人是無法享受的，從這一點來說，《涼州詞》中那些可以痛飲西域葡萄美酒的將士們還是有口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