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主權債務問題實際是本次金融危機的延續和深化。一般來說，經濟繁榮期，私人部門的負債相對較高，而每次危機之後，政府的財政赤字都會出現惡化。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也點燃了歐洲暗藏於風平浪靜海面下的巨大債務風險。各國為抵禦經濟系統性風險的救市開支巨大，部分國家多年財政紀律鬆弛、控制赤字不力，使得目前歐元區16國平均赤字水平超過6％，各國財政赤字過高和債務嚴重超標直接引發了本次債務危機 其次，歐元區財政貨幣政策二元性導致了主權債務問題的產生。一方面，歐元區財政政策的溢位效應干擾了統一貨幣政策的運作，分散的財政政策和統一的貨幣政策使得各國面對危機衝擊時，過多依賴財政政策，而且有擴大財政赤字的內在傾向；另一方面，歐元區長期實行的低利率政策，使希臘等國能夠盡享獲得低廉借貸，促進國內經濟增長，掩蓋了其勞動生產率低但勞動成本高等結構性問題。經濟危機下這些問題日益凸顯，希臘和西班牙等國越來越難越履行債務，最終引發大規模違約。 再次，歐元區各國（如PIIGS國家，即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義大利和西班牙）內部經濟失衡是引發債務問題的深層原因。如希臘長期財政預算超支，公務員隊伍龐大，偷公共事業佔總GDP的40%，稅逃稅嚴重，私人部門赤字過大，經濟危機造成的政府收入下降使得情況更加嚴重；葡萄牙的經濟增長在本世紀的前十年迅速回落，其人均GDP只有歐盟平均的2/3；愛爾蘭經濟在過去的兩年陷入衰退，其房地產泡沫破滅嚴重影響了政府稅收和民眾消費能力；義大利經濟近年來發展緩慢，併為高失業率、高稅收所困擾；西班牙的經濟在高於歐盟平均值之上增長十多年之後陷入了嚴重的衰退之中，失業率在過去的一年裡大幅上升，其財政赤字也遠遠超出歐盟所允許的上限。 第四，歐盟內外部的結構性矛盾是債務危機爆發的制度性因素。一方面，由於歐元區內部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差異的擴大，德國、荷蘭等出口大國與希臘等危機國之間存在鉅額經常專案失衡。德國和荷蘭基本一直處於經常專案順差，兩國去年經常項下盈餘仍高達GDP的5%，而希臘、西班牙等危機最為嚴重的國家則出現了鉅額貿易赤字和經常賬戶赤字。 另一方面，迫於政黨和工會組織的壓力，希臘等國多年來過度提高工資和養老金等社會福利待遇水平，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速，這不僅給政府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也提高了單位勞動成本，使希臘在與亞洲低成本國家的競爭中不斷處於劣勢，長時間的積累導致政務債務和對外債務不斷攀升。我們用1999-2008 年部分歐洲國家的單位勞動成本和財政赤字佔GDP比重的散點圖，結果發現勞動力成本相對較高的國家，財政赤字也較高。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貿易一體化程序的加速，面對亞洲市場的競爭，以往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優勢盡失。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使得這種歐元區內外的結構性矛盾和不平衡無法透過貨幣貶值等手段來糾正和調節，政府只能採用財政政策來刺激和維持國內經濟，加劇了財政赤字和債務的產生，成為本次危機的導火索。 最後，國際炒家的投機炒作加速了本次債務危機。10年前，高盛公司幫助希臘政府掩蓋真實債務問題而加入歐元區，2002年起，誘使希臘購買其大量CDS等金融衍生產品，導致當前債務危機。危機後，大肆沽空投機歐元，在金融衍生品的助漲下，希臘貸款成本飆升，危機被放大蔓延至整個歐元區。
首先，主權債務問題實際是本次金融危機的延續和深化。一般來說，經濟繁榮期，私人部門的負債相對較高，而每次危機之後，政府的財政赤字都會出現惡化。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也點燃了歐洲暗藏於風平浪靜海面下的巨大債務風險。各國為抵禦經濟系統性風險的救市開支巨大，部分國家多年財政紀律鬆弛、控制赤字不力，使得目前歐元區16國平均赤字水平超過6％，各國財政赤字過高和債務嚴重超標直接引發了本次債務危機 其次，歐元區財政貨幣政策二元性導致了主權債務問題的產生。一方面，歐元區財政政策的溢位效應干擾了統一貨幣政策的運作，分散的財政政策和統一的貨幣政策使得各國面對危機衝擊時，過多依賴財政政策，而且有擴大財政赤字的內在傾向；另一方面，歐元區長期實行的低利率政策，使希臘等國能夠盡享獲得低廉借貸，促進國內經濟增長，掩蓋了其勞動生產率低但勞動成本高等結構性問題。經濟危機下這些問題日益凸顯，希臘和西班牙等國越來越難越履行債務，最終引發大規模違約。 再次，歐元區各國（如PIIGS國家，即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義大利和西班牙）內部經濟失衡是引發債務問題的深層原因。如希臘長期財政預算超支，公務員隊伍龐大，偷公共事業佔總GDP的40%，稅逃稅嚴重，私人部門赤字過大，經濟危機造成的政府收入下降使得情況更加嚴重；葡萄牙的經濟增長在本世紀的前十年迅速回落，其人均GDP只有歐盟平均的2/3；愛爾蘭經濟在過去的兩年陷入衰退，其房地產泡沫破滅嚴重影響了政府稅收和民眾消費能力；義大利經濟近年來發展緩慢，併為高失業率、高稅收所困擾；西班牙的經濟在高於歐盟平均值之上增長十多年之後陷入了嚴重的衰退之中，失業率在過去的一年裡大幅上升，其財政赤字也遠遠超出歐盟所允許的上限。 第四，歐盟內外部的結構性矛盾是債務危機爆發的制度性因素。一方面，由於歐元區內部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差異的擴大，德國、荷蘭等出口大國與希臘等危機國之間存在鉅額經常專案失衡。德國和荷蘭基本一直處於經常專案順差，兩國去年經常項下盈餘仍高達GDP的5%，而希臘、西班牙等危機最為嚴重的國家則出現了鉅額貿易赤字和經常賬戶赤字。 另一方面，迫於政黨和工會組織的壓力，希臘等國多年來過度提高工資和養老金等社會福利待遇水平，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速，這不僅給政府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也提高了單位勞動成本，使希臘在與亞洲低成本國家的競爭中不斷處於劣勢，長時間的積累導致政務債務和對外債務不斷攀升。我們用1999-2008 年部分歐洲國家的單位勞動成本和財政赤字佔GDP比重的散點圖，結果發現勞動力成本相對較高的國家，財政赤字也較高。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貿易一體化程序的加速，面對亞洲市場的競爭，以往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優勢盡失。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使得這種歐元區內外的結構性矛盾和不平衡無法透過貨幣貶值等手段來糾正和調節，政府只能採用財政政策來刺激和維持國內經濟，加劇了財政赤字和債務的產生，成為本次危機的導火索。 最後，國際炒家的投機炒作加速了本次債務危機。10年前，高盛公司幫助希臘政府掩蓋真實債務問題而加入歐元區，2002年起，誘使希臘購買其大量CDS等金融衍生產品，導致當前債務危機。危機後，大肆沽空投機歐元，在金融衍生品的助漲下，希臘貸款成本飆升，危機被放大蔓延至整個歐元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