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並不抑商，只是抑秦人經商，即便如此，秦曾經也出現了一位大商賈—黑寡婦。

這個事情要從商鞅變法時說起。

商鞅變法時，秦國在7大諸侯國中是最貧弱的，要不是秦孝公和商鞅合力變法秦人恐怕又會回到遊牧狀態了。秦國當時雖然窮，但是秦人骨頭硬，一根筋，別看私鬥成風，但是對外作戰從來不含糊，這也是秦國隨久衰而不滅的原因。

商鞅也正是基於這樣的民情，制定了秦國的法律，禁止秦人經商，在咸陽都城特地劃分了一個區域，專門供其他六國商賈經商（類似現在的CBD）。其之所以禁止秦人經商，一方面受傳統等級制的思想影響，士、農、工、商（那個時候的商更多的是指類似貿易行那樣的行商），商是最末等級的人；另外一方面也擔心商人的行為會影響到秦人淳樸的民風，造成秦國根基不穩。

商人的趨利本性，要求商人要有靈活的頭腦和思想（說難聽點兒，有奶便是娘。），而秦人本性恰恰相反，一根筋，頭腦簡單是當時秦人的最大特點，也是支援秦國變法的最強優勢。因為，一旦為秦人植入一種價值觀，就很難再被改變了，這也是為什麼自商鞅變法到秦始皇期間，秦國一直奉行商鞅新法是秦國越來越強大的根本原因所在。

雖然秦法禁止秦人經商，但是秦國的貿易繁榮程度一點兒也不弱，那時的咸陽就是全國的商貿中心，東方六國，西部戎狄，北部匈奴等商賈均在咸陽經商，可以說當時咸陽的GDP可以達到全國的1/2強。也正是商貿的繁榮，為秦國後來的統一全國，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物資。

秦國是那個時期，全世界範圍內，政治制度最先進、農業最發達、工商業最發達、軍事實力最強大、人口最多的國家，那是中國在歷史發展長河中最璀璨的一顆明珠，只可惜，趙高專權、李斯的私慾再加上秦二世的無能，導致這麼一個偉大的國家，頃刻間倒塌。

古代的一個政府採取什麼樣的制度，取決於如何最大化當政者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中國古代的中央集權制度，則要求政府對人民有全方面的控制。於是，諸如：焚書坑儒、文字獄等歷史現象層出不窮，無非就是怕人民有了自己的想法，朝廷便一個勁兒的愚民。因為在古代，開民智一定程度上與朝廷利益是相沖突的。按照這個思路，我們來分析一下，當時秦朝最需要的是什麼？兼併諸侯國以後，一改分封制為中央集權制度，為的就是將權力牢牢把握在自己手裡，也防止權貴造反。而百姓，則是一直沿襲秦國的戶籍制度。

可見秦朝當時要的是穩定，大家乖乖聽朝廷的話。

如此便有了“重農抑商”策略，農民不可輕易遷移，如果需要遷移前往其他地方需要登記在案。而重視農業，可以將農民綁在土地上。相反，商業的發展則需要商人奔波前往各個地方進行貨物售賣，那是朝廷不願意看到的現象。這也符合接下來其他朝代中央政府的利益，因此，重農抑商成為了中央集權制度相伴相生的各個朝代政策方針。《商君書.弱民篇》中說“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 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 以賞戰民，則輕死。”可以看出，當時大家認為，只有讓人民窮困，才便於控制，如果人民富裕，“飽暖思淫慾”可能會造成社會動盪。而商人進行商業貿易所獲得的錢財遠比耕種來得容易和多，如果有商業貿易蓬勃，商人生活比農民好，容易吸引其他的農民也棄農從商，這也是秦朝不願意看到的事情，因此從社會地位上對商人進行剝削，營造商人“輕賤”的社會氛圍。

最後便是秦朝是透過“軍”“農”二者獲得的統一和勝利，因此在之後的制度制定中，對二者十分重視。

因此，當時秦朝是否抑制商業發展的答案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