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文人與知識分子的區別。

文人，一般意義上指受傳統文化薰染較多的讀書人，他們在文史方面有所長。

知識分子涵蓋的範圍則較廣，凡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可稱作知識分子。

由於在不同領域各有所長，所以其作品自有不同處。

思前想後，還是鼓起勇氣對如此深奧的問題談點自己不成熟的看法，粗陋錯訛之處當在所難免，權當拋磚引玉。

一般來說，傳統意義上的作家大多都似是而非地歸類於文人這個大概念。文人作家在一定意義上屬於偏科的群體，他們更多的受狹隘傳統文化或者說偽傳統文化的薰陶，而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的其實是豐富多彩的，但許多文人往往選擇性地將這種文化機械地認為其緯度是單向的片面的，從而對現代文明和複雜社會的理解是帶有一種觀點先行的邏輯慣性，這種認知上的侷限往往使他們的作品逃脫不了被歷史淘汰的宿命，比如許多風行一時的作品儘管當時洛陽紙貴，但不客氣地說其實生命力非常有限脆弱，根本不具有代際傳承的價值，不過三五年就被束之高閣或者遺棄在故紙堆裡，甚至被下一個數字後們羞於談起。

王小波

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中國文學在除舊佈新的革命中走過了動盪不安的歲月，也走了不少彎路，穿新鞋走老路的痕跡歷歷在目，新瓶裝舊酒的現象比比皆是。知識分子作家其實是一個年輕的提法，應該來說改革開放以來才漸漸地形成這樣的價值認同，許多先知先覺的作家渴望這樣身份認同，於是提出了“零度寫作”的概念，盡力剋制浮誇的表達，力圖在不動聲色的描寫中最大限度客觀準確而不帶偏見的還原周邊的真實世界，啟發讀者去思考而不是帶著他們去“飆車”。這種大智若愚的寫作難度遠遠高於文人寫作那種“飛流直下三千尺”式的情感宣洩或者“為附新詩強說愁”式的自怨自憐，尤其在瞬息萬變的當下，文人寫作當是一種落後的文學生產方式，對這個時代的反應看似迅捷但其實只是一種不由自主的“膝跳反應”，到最後在現實面前疲於奔命卻又空空蕩蕩。

有一種觀點認為文人其實是中國傳統中計程車之末流，這種提法其實並不新鮮，在歷史上基本也有這樣的共識，比如“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娼）九儒十丐”的說法就隱隱含有這種的意思。而文人這個提法也並非是個正能量的概念，文人無行、文人相輕、腐儒等這樣的說法屢見不鮮。從這個意義上說，文人寫作本來就是一個等而次之的概念，有一種狡黠的耍小聰明抖機靈的感覺，比如劉震雲前段時間說的紛紛紜紜的小說《手機》引發的熱潮，這部小說在我看來集中暴露了文人寫作的“死穴”，熱鬧最後什麼都沒有，他最新的《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儘管比《手機》高明不少，但依然帶有文人寫作的一貫的媚俗性，也許他是一個聰明的作家，但離一個偉大的作家相去甚遠甚至遙不可及。而王小波的寫作我以為當是知識分子寫作的一個標本，他的作品更具有傳諸後世的價值。

最好的作家一定是知識分子作家而非文人作家，這越來越形成作家群體對文學生產觀點的“最大公約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