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劉劭主張“量能授官”，才能大小，其準不同。量力而授，所任乃濟。各個職位都應該由適合的人擔任，否則官失其位，便適得其反。
李世民用人最重要的一個方法就是“量才授職，各取所長”。他在《帝範》一書中，從治國平天下的各個重要方面，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和方法，以教誡太子李治。其中《審官》一篇，就著重論述了用人應用人所長的問題。
李世民把用人所長作為用人方略的重點。在《審官》篇中他這樣闡述道：“夫設官分職，所以闡化宣風，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無曲直長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猶如是也。智者取其謀，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無棄材，明主無棄士。然則函牛之鼎，不可處於烹雞；捕鼠之理，不可使之捕獸；一鈞之器，不能容以江漢之流；百石之車，不可滿以斗筲之粟。何則?大非小之量，輕非重之宜。今人智有短長，能有鉅細，或充百而尚小，或統一而已多，有輕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劣智者不可責以大功……必須明職審賢，擇才分祿，得其人則風行化洽，失其用則虧教傷民。《書》曰：‘則賢惟難’，良可慎也。”
在此篇中，李世民闡明瞭人智有長短，貴在能用所長，棄所短的觀點。這種捨短取長的見解，比較辯證地解決了如何正確用人的方略。按照這一用人原則，能夠恰當地在用人上量才授官，量才分祿，使人才各盡其長，各得其所。
李世民不僅從認識上做到“用人如器，各盡所長”，為了充分發揮大臣的作用，並且對重要臣子的優缺點都有較深程度的瞭解，他經常與大臣討論他們各自的長短。最典型的莫過於貞觀四年，李世民與王矽的一次談心。當時諸宰相侍宴，王矽在李世民身邊。李世民對王珪道：“卿識鑑精通，復善談論，自玄齡以下，卿可一一加以品評，並可自比一下，和他們相較卿高下如何?”王珪說：“孜孜奉國，知無不為，這一點臣不如玄齡；文武兼修，出將人相，這方面臣不如李靖；奏事敷講詳明，出納公允，臣則不如溫彥博；而處置複雜嚴重事態，使眾務皆得當，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己任，臣又不如魏徵；不過要說能激濁揚清，行事嫉惡好善，臣比起眾人來，也稍有微長。”王珪不卑不亢，品評公允精當，李世民聽罷，也深以為然。顯然，對大臣們的品評，李世民與王珪的看法即使不全相合，相差也不遠矣。王珪這番品評得到了眾人的認同。
貞觀十八年，李世民對主要臣屬作了一番“品藻”，他說道：“長孫無忌因身為內戚，善避嫌疑，為人應變，格物迅敏，明於事理，長於決斷，古人較之，亦不遠勝；不過帶兵攻城，督軍作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曉通達，臨難不改節操，為官不結朋黨；所欠缺的就是不能疾言直諫。楊師道性格純厚，舉止和藹，做事無誤；但其為人有些懦弱，緩急不可得力。岑文字性質敦厚，文采華贍；而持論恆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賢貞，然為人過重然諾，於朋友不免有私。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品評衡量人物，直道而言。朕近來任使，多能稱朕之本意。褚遂良學問稍過於眾人，性格亦堅貞正直，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李世民所作的這番評論，雖有帝王主觀因素在內，但也有相當的客觀性。譬如說長孫無忌為人謹慎，言行循規蹈矩，做事深思熟慮，以之處理日常事務自能勝任，但正因過於謹慎，所以不能打仗；岑文字自幼有膽有識，明於事理，敏於文章，辦事嚴謹縝密，為人心地光明，乃文墨宰相，實是棟樑之才，李世民對他很是放心；劉洎性格耿直，對李世民諍諫不已，多次逆鱗，李世民對他很不“放心”；馬週一代賢臣，才略過人，性格豁達，政務勤勉刻苦，李世民對他很滿意，以為腹心；褚遂良雖有才華智略，為史之名家，奈何為人素無骨氣，不敢諫諍，一味順旨。
李世民從帝王的角度來評價臣子，雖然片面，卻基本都說中了他們的優缺點。李世民對手下的文臣武將有一個深刻了解，明瞭其才智為人，掌握其長處短處，所以用人得當，充分地發揮了他們的長處，發揮了貞觀政治的人才優勢。而這優勢是用人的優勢，並非人力的優勢。
三國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劉劭主張“量能授官”，才能大小，其準不同。量力而授，所任乃濟。各個職位都應該由適合的人擔任，否則官失其位，便適得其反。
李世民用人最重要的一個方法就是“量才授職，各取所長”。他在《帝範》一書中，從治國平天下的各個重要方面，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和方法，以教誡太子李治。其中《審官》一篇，就著重論述了用人應用人所長的問題。
李世民把用人所長作為用人方略的重點。在《審官》篇中他這樣闡述道：“夫設官分職，所以闡化宣風，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無曲直長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猶如是也。智者取其謀，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無棄材，明主無棄士。然則函牛之鼎，不可處於烹雞；捕鼠之理，不可使之捕獸；一鈞之器，不能容以江漢之流；百石之車，不可滿以斗筲之粟。何則?大非小之量，輕非重之宜。今人智有短長，能有鉅細，或充百而尚小，或統一而已多，有輕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劣智者不可責以大功……必須明職審賢，擇才分祿，得其人則風行化洽，失其用則虧教傷民。《書》曰：‘則賢惟難’，良可慎也。”
在此篇中，李世民闡明瞭人智有長短，貴在能用所長，棄所短的觀點。這種捨短取長的見解，比較辯證地解決了如何正確用人的方略。按照這一用人原則，能夠恰當地在用人上量才授官，量才分祿，使人才各盡其長，各得其所。
李世民不僅從認識上做到“用人如器，各盡所長”，為了充分發揮大臣的作用，並且對重要臣子的優缺點都有較深程度的瞭解，他經常與大臣討論他們各自的長短。最典型的莫過於貞觀四年，李世民與王矽的一次談心。當時諸宰相侍宴，王矽在李世民身邊。李世民對王珪道：“卿識鑑精通，復善談論，自玄齡以下，卿可一一加以品評，並可自比一下，和他們相較卿高下如何?”王珪說：“孜孜奉國，知無不為，這一點臣不如玄齡；文武兼修，出將人相，這方面臣不如李靖；奏事敷講詳明，出納公允，臣則不如溫彥博；而處置複雜嚴重事態，使眾務皆得當，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己任，臣又不如魏徵；不過要說能激濁揚清，行事嫉惡好善，臣比起眾人來，也稍有微長。”王珪不卑不亢，品評公允精當，李世民聽罷，也深以為然。顯然，對大臣們的品評，李世民與王珪的看法即使不全相合，相差也不遠矣。王珪這番品評得到了眾人的認同。
貞觀十八年，李世民對主要臣屬作了一番“品藻”，他說道：“長孫無忌因身為內戚，善避嫌疑，為人應變，格物迅敏，明於事理，長於決斷，古人較之，亦不遠勝；不過帶兵攻城，督軍作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曉通達，臨難不改節操，為官不結朋黨；所欠缺的就是不能疾言直諫。楊師道性格純厚，舉止和藹，做事無誤；但其為人有些懦弱，緩急不可得力。岑文字性質敦厚，文采華贍；而持論恆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賢貞，然為人過重然諾，於朋友不免有私。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品評衡量人物，直道而言。朕近來任使，多能稱朕之本意。褚遂良學問稍過於眾人，性格亦堅貞正直，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李世民所作的這番評論，雖有帝王主觀因素在內，但也有相當的客觀性。譬如說長孫無忌為人謹慎，言行循規蹈矩，做事深思熟慮，以之處理日常事務自能勝任，但正因過於謹慎，所以不能打仗；岑文字自幼有膽有識，明於事理，敏於文章，辦事嚴謹縝密，為人心地光明，乃文墨宰相，實是棟樑之才，李世民對他很是放心；劉洎性格耿直，對李世民諍諫不已，多次逆鱗，李世民對他很不“放心”；馬週一代賢臣，才略過人，性格豁達，政務勤勉刻苦，李世民對他很滿意，以為腹心；褚遂良雖有才華智略，為史之名家，奈何為人素無骨氣，不敢諫諍，一味順旨。
李世民從帝王的角度來評價臣子，雖然片面，卻基本都說中了他們的優缺點。李世民對手下的文臣武將有一個深刻了解，明瞭其才智為人，掌握其長處短處，所以用人得當，充分地發揮了他們的長處，發揮了貞觀政治的人才優勢。而這優勢是用人的優勢，並非人力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