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有中央軍和地方軍之分，中央軍是中央政府直接統轄和指揮的軍隊，主要任務是宿衛京師，如果邊境發生戰爭，也會去抵禦敵寇。

地方軍是由地方各郡國主管、訓練、徵集和屯駐的軍隊，又稱“郡國兵”。

郡國之外的州級行政機構掌握的軍隊稱之為“州郡兵”。州郡兵是漢朝的地方軍。

西漢郡國兵和州郡兵，除了在地方上 “兼備盜賊”之外，還要輪流宿衛京師和屯戍邊境。所以他們和中央軍的身份是可以互換的。

一旦調集到中央或邊境，原來的郡國和州郡就無權指揮了。

東漢時期，州郡兵的指揮權逐步向地方轉移，形成了“州郡領兵”制。

從光武帝建武六年起，“初罷郡國都尉官。”將西漢的徵兵制變成了東漢的募兵制，由非職業兵變成職業兵，由西漢的都尉主兵事變成東漢的郡太守主兵事。

（太守主兵事）

劉秀在位時，諸郡皆有兵，由太守領其事。

據《後漢書.馬成傳》記載：建武十四年，“拜（馬成）為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

馬成原為將軍，拜為太守後，由於規定太守兼領兵事，所以他 “領屯兵如故”，這在當時是常見的情況。越到後來，州里掌握的州兵越多。

劉秀在位期間，對州郡兵制進行了改革。州郡兵源不再來自徵兵，而是來自召募和吸引刑徒，從而產生了由徵兵制到募兵制的轉變，由義務兵制到職業兵的轉變，使得太守、剌史掌握兵權和兵將之間隸屬關係的固定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兵制方面的許多變化，都淵源於東漢時期州郡兵制度的變化。

光武帝的改革措施是釋放囚徒以補兵源。《後漢書》記載，建武二十六年，光武帝“遣謁者分將施刑補理城郭”，範圍遍及雲中、五原、朔方等八郡。

東漢後來賓皇帝都遵循這一做法，將刑徒的範圍放寬到死囚，還可以“妻子自隨”。

用以鼓勵刑徒當兵戍邊。這時州郡兵基本上已經募兵化。 募兵發展到後來，形成了固定的“營兵”。

《文獻通考》說“光武以幽、冀、幷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

營兵的固定服役年限也變成終身制。 士兵職業化使得他們與將領之間的統屬關係也固定化，並逐步演化為人身依附關係，東漢末年出現的群雄割據局面，正是在州郡兵的募兵化、太守主管兵事、兵將之間關係的牢固化以及家兵、私兵制的產生等因素的基礎上形成的。

（州郡兵）

三國時期的的州郡兵多數被領兵的將領所控制，州刺史與郡太守無權統帥這些士兵。

為了將這些地方軍隊掌握在州刺史與郡太守之手，受中央的節制，曹魏方面實行了給刺史、太守加軍號或以將軍領刺史、太守之職的制度。

《百官志》謂“魏文帝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軍事，或領刺史”，把都督制與“州郡領兵制”合於一體。

明帝太和年間，曹魏集團基本上全部實行了州郡太守領兵制度。

晉武帝登基後，廢除了州郡領兵制度。他採用的方法是廢除州牧制，來達到廢除州郡領兵制的目的，這樣地方割據勢力就可以得到抑制。

他制定的政策是：“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出頒詔條，入奏事京城。二千石專治民之重。”

讓刺史只司監察地方之職，既不領兵，又不治民。這樣，刺史、太守自然不以將軍兼任，於是州郡領兵之制就取消了。

只可惜晉武帝 “雖有其言，不卒其事”，只說不做，最終“竟覆天下”。

晉武帝死後，他的兒子惠帝又實施重州刺史加軍號、領兵之制，取代了剌史、都督並置制度，等於又恢復了原來的州郡領兵制。

使得地方割據勢力不僅未能消除，反而更加猖獗，西晉“八王之亂”，與這種兵制有著很大的關係。

（八王之亂）

實行州郡領兵制的最初目的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但這種制度客觀上增強了豪強地主的勢力，加劇了地方割據。

唐朝前期沿用州郡領兵制，出現了許多割據一方的節度使和軍閥，這都是州郡領兵制造成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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