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本來只稱《詩》或《詩三百》，在漢代被列為儒家經典後，才有《詩經》的稱謂。

它之所以被列為儒家經典，是由該書的內容和特點所決定的。《詩經》編成於春秋時代，大抵是從周初到春秋中葉的作品，產生於今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及湖北等廣闊的地區。全書共305篇，分為“風”“雅”“頌”三大類：

《風》有十五《國風》，《雅》有《大雅》《小雅》，《頌》有《周頌》《魯頌》《商頌》。其中《國風》部分，大都是民間詩歌，歌頌了人民的勞動和愛情生活，不少篇章暴露了當時政治的黑暗和混亂。

《雅》《頌》兩部分出自貴族統治者之手，主旨在於歌功頌德，宣揚統治者承天受命的思想，其中有些是宴飲詩，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周人的禮樂精神，也有一些暴露時政的作品，表現了對周王室趨於衰落的不安和憂慮。還有一些祀神祭祖的詩作，提供了關於周部族的崛起、周初的政治制度和生產情況的重要資料。

《詩經》中詩篇的形式以四言為主，音節自然和諧，語言優美靈活，普遍運用了賦、比、興的手法，極富藝術感染力。其中的一些優秀篇章描寫生動，刻畫細膩，想象豐富，構思曲折，意味深長。《詩經》從內容到形式都富於首創性，不論其思想傾向還是藝術風格，都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周代曾經有專門派人收集民間詩歌的制度，稱為“采詩”，目的在於知民情，觀風俗。這些詩歌集中於樂官，習演於樂工，透過整理加工，得以儲存並流傳下來。這些詩歌被廣泛應用於王廷和貴族的典禮儀式，並作為貴族學習的教科書。有賴於此，《詩》在春秋中期得以結集並且已經相當廣泛地流傳。在當時，“賦詩言志”是外交場合的通例，王侯士大夫都努力學習“賦詩”，以便在社會交往時能隨時命樂工點唱《詩》篇，或在交談中隨口引用詩句，用比喻或者暗示的方法，使語言更加豐富生動，藉以表達自己的感情和意見，增強說服力。孔子與《詩經》的關係非常密切，他曾經對《詩》進行過刪訂整理，這是因為孔子看到了《詩》與社會政治的內在聯絡。《禮記·經解》引孔子的話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這裡所說的“溫柔敦厚”正是孔子“詩教”對人的政治道德和思想修養的基本要求。孔子曾經論及《詩》的教化功能，他在訓示弟子的時候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這是說，《詩》能夠引起聯想，對人起到思想的啟發和感情的感染作用；能夠考察社會民情，“觀風俗之盛衰”；可以會通思想感情；還可以諷諭不良現象。《詩》可以引導人們利用興、觀、群、怨這四種手法來事君事父，另外，《詩》還可以增加各方面的知識（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應當說，這是對《詩》的社會功能的系統闡發。先秦時期，《詩》在祭祀、朝會、筵宴中與樂相配，成為典禮的重要組成部分，貴族交際時也廣為徵引，因此，對《詩》進行學習和熟練掌握十分重要。孔子也反覆強調學習《詩》的重要性。他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又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論語·陽貨》）孔子還強調了學《詩》的實踐意義，他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也就是說，《詩》的學習還要儘量做到經世致用、融會貫通，在實踐中靈活運用。孔子以後，戰國時期的其他諸子也都常常引用《詩》的文句，如《墨子》《孟子》《荀子》等，以作為論理的依據或增添抒情色彩。由於《詩》的自身特點及孔子與《詩》的密切關係，兩漢以來，隨著儒學地位的提高，《詩》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認真研習的重要物件。僅從《四庫全書總目》的著錄看，歷代的解《詩》注《詩》之作就有147部，如果加上未曾收錄和《四庫全書總目》成書以後的著作，其數量很可能多達上千部。這些著作，除少數外，大部分都有意無意地對《詩經》進行了神聖化的解說，使該書被注入了政治性、功利性的內容。例如，有的詩篇被解為具有“美刺”的意義；有的詩篇被看作有“頌德”的內含；還有的詩篇被看成“正俗”之作。《詩》這部詩歌總集，明顯地出現了強以附史、勉為教化的傾向。漢代，《詩經》已經被視為“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的文字，以後更成為儒家的倫理教材，擔負起了教化民眾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