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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明朝時期晉商的所謂所謂讓人非常不恥。當時的晉商利慾薰心開始做起來走私生意。而他們走私的物件就是明朝的大敵蒙古人。並且還對蒙古人售賣資訊以獲取暴利。實際上當時的晉商和漢奸沒什麼兩樣。為了掙錢直接出賣了國家。到了明朝末年,晉商以張家口為基地,往返關內關外,不僅向後金政權輸入大量糧食、軍火等物資,還兼職傳送情報、文書。可以說明朝對於蒙古人一無所知,而蒙古人對於明朝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這都是晉商的“功勞”。
晉商對於蒙古人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幫助。本身遊牧民族受限於糧食物資等資源發展極為不易。但是有了晉商之後,蒙古和女真得到了強有力的發展時期。可以說後來女真奪得了漢人的天下,晉商“居功至偉”。後來女真族實力強大之後開始劫掠山東河北等地。晉商又從中大發戰爭財。女真負責搶掠,晉商負責銷贓。可以說晉商的醜惡嘴臉真是一覽無餘。後來明朝滅亡,晉商搖身一變又成了守法公民。繼續臣服於女真也就是清朝。
而徽商在明朝時期雖然實力也很強。但是他們呢相對於發國難財的晉商來說實力還是差一點。而且在朝廷的勢力也不如晉商。但是清朝時期徽商等到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但是徽商興盛的時期持續的很短暫。當列強進去中國的時候,徽商就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徽商農村手工作坊的生產肯定是比不上列強的機械化生產製造。所以在量上徽商拼不過列強。最後徽商就和列強打貿易價格戰。但結果可想而知。雖然清朝時期工人手工費用低廉。但是相對於更加低廉的機械生產。徽商打價格戰無異於催死掙扎罷了。之後徽商晉商開始走向沒落。
而沿海地區的新興資本卻開始興盛起來。主要依靠的就是先進的機械和區域優勢。他們更加能快速的接觸到外界的技術與工藝。所以晉商和徽商團體沒落後。取而代之的是這些新興的資本家。後來雖然晉商和徽商也開始接觸新鮮事物瞭解新的技術等等。但是一方面晉商和徽商團體已經不復存在。另一方面晉商和徽商已經遠遠落後於沿海地區的新興資本勢力。在和他們的競爭中晉商和徽商根本沒有任何優勢。所以晉商徽商給人感覺大不如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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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仔:
喬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號曉池,山西祁縣(今山西祁縣)人,喬家第四位當家人,著名晉商,人稱"亮財主"。喬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晉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棄文從商接手生意。在他的不斷努力下,生意日漸興隆,至清末,喬氏家族已經在中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200多處,資產達到數千萬兩白銀。在國弱民貧的清朝,晉商能夠走向全國,實屬不易。然而,對於晉商,包括徽商而言,缺的就是延展到全國的體系。也許他生意做得很大,名聲很響,但在整個國家重農抑商的氛圍和講究鄉望的習俗下,晉商和徽商終究沒能發展出全國統一的商業體系。
胡雪巖(1823-1885),本名胡光墉,幼名順官,字雪巖,出生於安徽徽州績溪,13歲起便移居杭州。中國近代著名紅頂商人,政治家,徽商代表人物。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攻杭州時,胡雪巖從上海運軍火、糧米接濟清軍而為左宗棠賞識,後來又幫助左宗棠組織"常捷軍"、創辦福州船政局。胡雪巖憑藉其卓越的商業才能,利用過手的官銀在上海籌辦私人錢莊,後在全國各地設立了"阜康"錢莊分號,被稱為"活財神"。在杭州創立了"胡慶餘堂"中藥店,制"避瘟丹"、"行軍散"、"八寶丹"供軍民之需,藥店傳承至今,贏得"江南藥王"之美譽。
胡雪巖一夜暴富,無論是傳記還是小說,都提到他的聰明、他的時運、他的手段。他從小小學徒成長為徽商大賈,充分證明他們的商業模式是一種屢試不爽的成功模式。當洋人來襲的時候,胡雪巖們的這種商業模式從根上就受到了嚴重的衝擊——農村手工作坊的生產方式是沒有辦法和工業生產抗衡的。沒有生產方式的變革,胡雪巖就悍然和洋人打絲綢的價格戰,結果必然是失敗的。這就是前現代的體制和現代體制的碰撞。晉商、徽商的沒落,沿海省份新的民族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的崛起無不肇始於此。
兩者的商業模式可以使得一人、一姓發展壯大,但是不會使得一國、一族茁壯成長。
簡而言之,時代變了。今天兩省看上去不如祖輩光鮮亮麗,也是因為他們在今天的中國經濟體系裡的地位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