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燭之武退秦師》中我們亦可窺其一斑。在這篇文章中，中心人物燭之武臨危受命，不避艱險，隻身說服秦君，最終化解了鄭國的危機，充分表現了其膽、識、言諸方面的特點，歷來受到人們的好評。就是其中的次要人物鄭伯、秦伯、晉侯，雖然著墨不多，卻也是有言有行有情，形象鮮明生動豐富，顯示了作者精湛的人物描寫藝術。 先來看看鄭伯，這位即將亡國的君主，在文中的表現主要是“一從”、“一曰”。當秦、晉兩國氣勢洶洶地圍攻鄭國之時，鄭國可謂危矣，形勢對於鄭國實在是差到了極點。鄭國的出路，大致來說只有三條：要麼抗爭到底；要麼屈膝投降；要麼化解危機。很顯然，以鄭國目前的實力，與秦、晉兩個大國抗爭，無疑是以卵擊石，鄭國勢必會因此而走上亡國之路，這是鄭伯所不願看到的；屈膝投降的結果或可保有相當的利益，最差無非是亡國，但這種結果是極不可靠的，鄭伯沒有主動權，所以他也不會接受；而想辦法化解危機，既可避免一場劫難，又可維護國家利益，同時也掌握了事情的主動權，應該是最佳的選擇。這樣一來，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誰來化解這一天大的難題？顯然鄭國大臣之中無人能夠負起此重任，所以在秦、晉圍攻的危急時刻，鄭伯沒有任何行動，而當佚之狐薦燭之武“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時，他立即抓住這一線希望“從之”，表現了一位君主決策的及時、果斷。 就在事情即將順利解決的時候，作者利用燭之武的牢騷形成了一次波瀾，使文章曲折引人而不呆板。燭之武面對鄭伯的重託，卻大談自己至老不能被用，如今更是“無能為力也已”，滿腹牢騷且不願受命。尷尬之中的鄭伯沒有放棄，而是首先自責：“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將過錯攬到了自己身上。這番自責，可謂動之以情，令燭之武為之語塞，對其牢騷情緒也是一個至好的撫慰。然後又曉之以理：“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鄭伯完全站在燭之武利益的角度來看問題，這同燭之武后來站在秦伯場勸其退師的說辭可謂有同工異曲之妙。鄭伯“之曰”，短短二十六個字，終使燭之武“許之”，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也展現了一位善於納諫、勇於自責、精於言辭的君主形象。 再看秦伯，他在這場危機中處於非常關鍵的地位，可以說戰與不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聽燭之武之言則和；拒燭之武之言則戰。在這裡，作者沒有寫其言，因為他是燭之武說服的物件，如寫其言，一則會有喧賓奪主之嫌，二則也會使行文繁瑣不簡。所以作者用了“說（悅）”、“盟”、“使”、“還”四個動詞來寫秦伯，一是反襯燭之武勸說之效果，二是揭示秦伯決策之過程。為什麼會有這個決策？雖然他先與晉圍鄭，後與鄭盟，但這並不是說明秦伯是一個朝三暮四的君主，因為秦伯的決策，完全是站在秦國的利益角度來考慮的，這也是秦國以後能夠統一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與晉圍鄭，是為了向外擴張的需要，當他認識到這樣做只會增強晉國的實力，而秦不會獲取什麼好處時，立即決定與鄭盟。這樣一來，反面形成了秦、鄭圍晉的有利形勢，對秦國今後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並且“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使晉侯不敢擊鄭，“乃還”。秦伯之決策，使秦、鄭之盟非常牢固，而秦、晉之盟也就自然瓦解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燭之武出使之功效。我們看到，作者筆下之秦伯，是一個善於決策、善謀利益的君主形象。 最後來看晉侯。鄭國這場危機，就是由他發起的。其目的無非是為了向外擴張，爭奪專霸權，秦伯在這場危機中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晉侯所利用了。如果事情按照他的預料發展，那麼此次事件的最大利益獲得者，無疑就是晉侯，但是偏偏中途殺出了個燭之武，偏偏中途秦伯就改變了決策，於是事情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到手的利益不翼而飛；強大的聯盟土崩瓦解；弱小的敵人有了堅強的後盾。晉侯無疑成了這起事件的最大失敗者。 這時候，事情又起了波瀾：“子犯請擊之（秦）”，這是對背盟者最好的警告。秦、晉關係頓時緊張起來。如果“擊之”，會有什麼後果，晉侯是很清楚的：擊秦，則鄭必助秦。以一國之力而與秦、鄭作戰，即使取勝，也會損兵折將、元氣大傷，從而喪失爭霸的實力與機會，何況勝算的把握並不是很大，結果只能是一敗再敗。所以晉侯以“不仁”、“不知”、“不武”三個理由明智地拒絕了，避免了晉國遭受更大的失敗。既表現了一個君主清醒的頭腦和理智的判斷，又顯示了成霸業者應有的隱忍不發的胸懷和隨機應變的謀略。 作者正是透過人物的言、行，推動了情節的發展，豐富了人物的形象，為我們展示了三個性格各異的君主形象，這是作者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之處，也是每一個決策者應該學習、借鑑的，那就是：要根據實際情況，全面地衡量利弊，及時地作出判斷、果斷地作出決策，來維護自己最大的利益
從《燭之武退秦師》中我們亦可窺其一斑。在這篇文章中，中心人物燭之武臨危受命，不避艱險，隻身說服秦君，最終化解了鄭國的危機，充分表現了其膽、識、言諸方面的特點，歷來受到人們的好評。就是其中的次要人物鄭伯、秦伯、晉侯，雖然著墨不多，卻也是有言有行有情，形象鮮明生動豐富，顯示了作者精湛的人物描寫藝術。 先來看看鄭伯，這位即將亡國的君主，在文中的表現主要是“一從”、“一曰”。當秦、晉兩國氣勢洶洶地圍攻鄭國之時，鄭國可謂危矣，形勢對於鄭國實在是差到了極點。鄭國的出路，大致來說只有三條：要麼抗爭到底；要麼屈膝投降；要麼化解危機。很顯然，以鄭國目前的實力，與秦、晉兩個大國抗爭，無疑是以卵擊石，鄭國勢必會因此而走上亡國之路，這是鄭伯所不願看到的；屈膝投降的結果或可保有相當的利益，最差無非是亡國，但這種結果是極不可靠的，鄭伯沒有主動權，所以他也不會接受；而想辦法化解危機，既可避免一場劫難，又可維護國家利益，同時也掌握了事情的主動權，應該是最佳的選擇。這樣一來，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誰來化解這一天大的難題？顯然鄭國大臣之中無人能夠負起此重任，所以在秦、晉圍攻的危急時刻，鄭伯沒有任何行動，而當佚之狐薦燭之武“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時，他立即抓住這一線希望“從之”，表現了一位君主決策的及時、果斷。 就在事情即將順利解決的時候，作者利用燭之武的牢騷形成了一次波瀾，使文章曲折引人而不呆板。燭之武面對鄭伯的重託，卻大談自己至老不能被用，如今更是“無能為力也已”，滿腹牢騷且不願受命。尷尬之中的鄭伯沒有放棄，而是首先自責：“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將過錯攬到了自己身上。這番自責，可謂動之以情，令燭之武為之語塞，對其牢騷情緒也是一個至好的撫慰。然後又曉之以理：“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鄭伯完全站在燭之武利益的角度來看問題，這同燭之武后來站在秦伯場勸其退師的說辭可謂有同工異曲之妙。鄭伯“之曰”，短短二十六個字，終使燭之武“許之”，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也展現了一位善於納諫、勇於自責、精於言辭的君主形象。 再看秦伯，他在這場危機中處於非常關鍵的地位，可以說戰與不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聽燭之武之言則和；拒燭之武之言則戰。在這裡，作者沒有寫其言，因為他是燭之武說服的物件，如寫其言，一則會有喧賓奪主之嫌，二則也會使行文繁瑣不簡。所以作者用了“說（悅）”、“盟”、“使”、“還”四個動詞來寫秦伯，一是反襯燭之武勸說之效果，二是揭示秦伯決策之過程。為什麼會有這個決策？雖然他先與晉圍鄭，後與鄭盟，但這並不是說明秦伯是一個朝三暮四的君主，因為秦伯的決策，完全是站在秦國的利益角度來考慮的，這也是秦國以後能夠統一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與晉圍鄭，是為了向外擴張的需要，當他認識到這樣做只會增強晉國的實力，而秦不會獲取什麼好處時，立即決定與鄭盟。這樣一來，反面形成了秦、鄭圍晉的有利形勢，對秦國今後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並且“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使晉侯不敢擊鄭，“乃還”。秦伯之決策，使秦、鄭之盟非常牢固，而秦、晉之盟也就自然瓦解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燭之武出使之功效。我們看到，作者筆下之秦伯，是一個善於決策、善謀利益的君主形象。 最後來看晉侯。鄭國這場危機，就是由他發起的。其目的無非是為了向外擴張，爭奪專霸權，秦伯在這場危機中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晉侯所利用了。如果事情按照他的預料發展，那麼此次事件的最大利益獲得者，無疑就是晉侯，但是偏偏中途殺出了個燭之武，偏偏中途秦伯就改變了決策，於是事情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到手的利益不翼而飛；強大的聯盟土崩瓦解；弱小的敵人有了堅強的後盾。晉侯無疑成了這起事件的最大失敗者。 這時候，事情又起了波瀾：“子犯請擊之（秦）”，這是對背盟者最好的警告。秦、晉關係頓時緊張起來。如果“擊之”，會有什麼後果，晉侯是很清楚的：擊秦，則鄭必助秦。以一國之力而與秦、鄭作戰，即使取勝，也會損兵折將、元氣大傷，從而喪失爭霸的實力與機會，何況勝算的把握並不是很大，結果只能是一敗再敗。所以晉侯以“不仁”、“不知”、“不武”三個理由明智地拒絕了，避免了晉國遭受更大的失敗。既表現了一個君主清醒的頭腦和理智的判斷，又顯示了成霸業者應有的隱忍不發的胸懷和隨機應變的謀略。 作者正是透過人物的言、行，推動了情節的發展，豐富了人物的形象，為我們展示了三個性格各異的君主形象，這是作者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之處，也是每一個決策者應該學習、借鑑的，那就是：要根據實際情況，全面地衡量利弊，及時地作出判斷、果斷地作出決策，來維護自己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