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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門聽政是明代一項重要的國家禮儀,是最為常見的一種政務處理模式,也稱作常朝御門,簡稱早朝。
常朝御門主要指早朝御奉天門聽政(嘉靖四十一年,奉天門改稱皇極門),相應之禮儀十分繁瑣,在朝班序立、入朝次第以及糾舉失儀等多方面對都官員禮儀都作出了細緻規定。
上圖北京故宮太和門,即明代的奉天門、皇極門朱棣即位以後,考慮到北方氣候等因素,早朝時經常在奉天門舉行象徵性的朝見禮,然後御右順門或左順門便殿聽政。
永樂七年(1409)十月,朱棣對行在北京的禮部尚書趙羾說:“北京冬氣嚴凝,群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與群臣斟酌可否。”於是趙羾便同戶部尚書夏原吉、翰林學士胡廣等商議後提出了一個方案,“每日常朝,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俟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興,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這也算得上是一種很人性化的舉措了。
上圖北京故宮熙和門,即明代右順門
創業伊始,明初幾代帝王還算比較勤政,勵精圖治,早朝御門聽政的活動很少間斷,即使雨雪天氣也堅持不輟。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出於愛惜民力的考慮,皇恩浩蕩,特許百官在上朝的時候,如果遇雨雪可以穿雨衣。到明憲宗時仍有雨中早朝的例項。
繁複單調的上朝儀式,日復一日,不僅百官深以為苦,甚至皇帝本人也不堪其累,逐漸失去了興趣,但是祖宗規定的體制很難改變,弘治皇帝甚至用央求的口氣要求大學士李東陽、謝遷等同意免朝一日。
實際上,早朝流於形式從正統帝即位時已經發端。《寓圃雜記》中提到,英宗以幼衝即位,三閣老楊榮等慮聖體易倦,因創權制:每一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封詣閣下,預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英宗既壯,三臣繼卒,無人敢言復祖宗之舊者,迄今遂為定製。
所謂的祖宗舊制到正德皇帝時便被徹底打破,正德帝以貪玩荒淫而聞名,早朝漸成具文,相關禮儀自不必說。此例一開,後世帝王便各有仿效,如專心致志於修仙煉丹的嘉靖皇帝、幾十年躲居深宮中不見百官的萬曆皇帝等等,較之前代流於形式的御門禮儀已大為精簡,形同虛設,此項制度便逐漸廢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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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以來,朝會制度都是一個王朝政治運轉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塊,成為當時王朝統治下政治環境的最好表現。作為明朝來說,其本身的政治機構構成就有著有別於之前歷朝歷代的部分。就最為突出的來說,皆為世人所知的就是明朝的宦官干政。然而明朝政治還有非常重要的轉變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了沿襲以久的丞相制度,所以這樣一來皇帝的權力盡管相對集中,但是也需要在政治中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在此基礎之上形成的明代皇帝的早朝制度也是頗具特色的。
明朝皇帝畫像
關於朝會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周禮》中就有相關的記載。朝會制度主要體現為君主作為權力核心透過臣下覲見的方式瞭解到國家機器執行中的故障與弊病。就明朝的朝會來說早朝也是其中最為核心的一部分。因為早朝是一種皇帝固定的接見大臣的形式,因此在整個明朝的發展過程中佔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隨著明朝早朝制度的逐漸廢弛,就形成了君王深居,不能及時獲得外界資訊,從而政治生活遭到了破壞。
明朝上朝
明代早朝現實門上“鼓三嚴”,在三通鼓後百官排隊等著鐘鳴開門之後入內。文武官員分為左右兩列進入。待皇帝進入安坐之後,由鴻臚寺“唱”入班。此時文武官員左右兩班齊進,文官“北向西上”,武官“北向東上”,之後行禮,奏事。
皇帝在上朝
在明朝,早朝的分量最重,儘管還存在著晚朝等形式,但是基本是作為早朝的補充,形成了早朝獨重的局面。晚朝僅僅只是作為當日重要事情的補充,參加者極為有限,且禮儀較之早朝也是較為簡單,君臣之間可以從容的展開討論。另外,明朝早朝所進行議論的事件極為繁雜,不僅僅涉及到國家中發生的大事,更是連細微小事也是由皇帝親自處理,如盜竊財物等等。這也與明朝皇帝一直以來對於權力的控制有關。有明一代,皇帝廢丞相,權力得到了空前的集中,自身對於事物的處理量也就日漸增加。這也就導致了在早朝中的所有事情都需要請旨,沒有皇帝的指令是不可以所以實行。因而皇帝也需要每日都進行早朝,早朝也就成為了固定的政治生活形式被延續了下來。但是隨著明代後期政治荒廢,早朝的功效也就大不如前了。
參考文獻: 《明會典》
胡丹,《明代早朝述論》,《史學月刊》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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