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日益強大的漢帝國需要一種更加進取的思想，來把國力集中起來，對付北方的匈奴。

漢初之所以採取黃老學派的無為而治，是因為西漢初年，由於天下飽經秦末以來的動亂，百姓凋弊，國力有限，急需休養生息。於是，從漢高祖一直到漢景帝期間，西漢統治者們在政治上，都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這樣一來，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便順理成章的成為了當時的思想主流。

但是，經歷文景之治，西漢的國力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百姓殷富，國庫充盈，糧倉豐滿......然而，日漸積累的國力由於受到黃老思想的制約，並沒有發揮出作用。對內依舊任由各地劉姓諸侯國發展，使得漢帝國無法形成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對外無法有所突破，在對匈奴的戰爭中處於被動，時刻遭受威脅。

而漢武帝是歷史少有的雄才偉略、積極進取的君王，他可不想被這種庸碌無為的思想所束縛，他要將大漢帝國的國力推向一個更高的巔峰。

因此，從政治到經濟上，漢武帝都需要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這對於他來說是迫切需要的。而要建立這種中央集權的制度，就需要一種全新的，更為積極的大一統思想。

於是，在漢武帝的支援下，摻雜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等多家思想於其中的新儒家思想，更適應漢武帝的發展，也因此自然而然的取代了黃老學術，成為了思想的主流！

西漢初期選擇黃老學派作為基本國策是有其獨特的社會背景的。經過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整個社會迫切的需要休養生息恢復元氣。

而黃老學派所強調的清淨無為能很好的解決西漢初期民生凋敝的問題。

從漢高祖到漢武帝初年，黃老之學都很流行。

幾十年的與民休息為漢朝創造了一個穩定且相對富庶的社會環境，《史記》裡面說漢興七十餘年，國家無事，庫貨有餘財，就是對這七十年黃老的肯定的。

當社會的主要矛盾改變以後，黃老之道就不在符合當時西漢的國情了，黃老之道的弊端就暴露了出來。

最為明顯的矛盾就是君與臣，中央與地方的衝突加劇。在西漢初期丞相的權力都是很大的，漢武帝這樣的皇帝在即位初期也要受點丞相的氣。

最重要的是，地方諸侯王勢力膨脹，甚至達到了“自為法令，擬於天子”的地步，除了諸侯王以外，地方豪強與官府勾結，土地兼併等問題日益嚴重。

在這個時候如果再採用黃老的清淨無為明顯是不現實的事情，迫切需要中央集權。

此外，匈奴一直是漢朝的心腹大患，當休養生息好以後不可能再與侵略者講清靜無為。

所以，綜合各種原因，黃老之道已經不符合社會需要、國家需要，因而迅速衰落。

黃老思想在漢武帝登基之前一直是西漢歷代皇帝的主流統治思想。大家都知道，黃老思想主張的是無為而治。而西漢初期，在經歷了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戰爭後，整個帝國的民生是十分凋敝的，這時候統治者最需要就是與民休息，不宜再大動干戈。而黃老思想無疑是非常契合這點的，所以從劉邦到漢景帝這一段時間，黃老思想一直都占主導地位。

到了漢武帝繼位後，西漢帝國已經休養生息了七十餘年，國力強盛。加上漢武帝也是一位想要大有作為的君主，因此黃老思想的無為而治已經不符合漢武帝的治國理念了。而這時儒學的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大一統”的儒學理念深得漢武帝賞識，於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家思想在整個帝國的統治地位。需指出的是，這時候的儒家思想和先秦時期相比，已經有所不同，他在原有儒家思想的基礎上，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思想。

西漢初年的黃老學說的盛行，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漢朝剛建國，國力凋敝。漢高祖在白登山回來後，實在感到國力太弱，連匈奴也幹不過。所以，回國後，用"和親"保北方安寧，輕徭薄賦在國內發展生產，與民休息，積蓄力量。

二，"蕭規曹隨″的制度法令幾乎一點不改地自高祖，孝惠，高後，文帝，景帝朝貫徹下去。其核心也是"無為而無所不為″的道家的樸素思想為主旨。

三，竇太后身體力行地大力推行倡導，使黃老思想佔據朝廷民間，外戚宗室諸博士等人不行不人手一部老子的《道德經》。

漢武帝(前140年)的"建元新政"，採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對黃老學說進行排斥。

武常設太學，立明堂，推行"察舉制"都有革故鼎新的動向。但由於竇太后尚在，出現反覆。

竇太后死了之後。漢武帝立即把自己的新政提出來，儒學佔據主導地位。這樣一來，在漢初六十多年的思想意識上起主導作的黃老學說就退居二，三線。並且依舊發展。

到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儒家，道家成了三駕馬車的"三教":儒，釋，道。 其地位並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