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主張是“海防與塞防並重”，而不是片面支援塞防。左宗棠本人就創辦了福州船政學堂，培養出了一大批海軍人才，足以證明左宗棠對於中國海疆防禦也有著清醒的認識。

之所以出現塞防、海防之爭，是因為當時的清王朝剛剛平定太平天國，國力窮困，力不能逮，不能兩邊同時兼顧。而在19世紀70年代時，新疆的阿古柏匪幫和東南沿海的日本同時對清王朝發動了襲擊。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該如何應對危局，這才出現了塞防、海防之爭。

左宗棠說：中國“防沿必用海船，海船不敵輪船之靈捷”，“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 然而，一個國家的國防，不僅需要先進的軍事武器，而且還需要正確的海防軍事戰略。對海岸防禦上，左宗棠主張“慎以求慎”，把此視為海防的重要環節。

左宗棠的軍事眼光，遠遠比別人深遠。因為，他看得出，一個國家海防實力的增強，需要以龐大的經濟基礎為根基，而經濟又是以民本為支撐。他巧妙的把“民生”問題運用到了海防思想中：把“民為邦本”、“民得所養”視為鞏固和加強海防的“根本”。在此基礎上，左宗棠提倡在海防建設中兵民聯合禦敵，強調沿海民間武裝“漁團”是“自衛身家”、“而御外侮”的組織，反對清政府內部屢起的對漁團加以裁撤的動議。

可見，左宗棠的海防問題轉化為了人民戰爭，這也是他在國家實力不濟時的權宜之舉，“以遼人守遼土”。

在左宗棠的塞防思想中，他就十分看重新疆。他認為： “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這是清王朝拍板定下來先收復新疆的原因，也是左宗棠的塞防思想中所堅持的一個基本原則，同時他還把“整齊隊伍，嚴明紀律，精求槍炮，統以能將”軍事方法和“籌餉”、“籌糧”、“籌轉運”的籌備方案視為規復新疆以重塞防的可靠保證，這三者構成了左宗棠的塞防思想體系。

海防派主要以經費有限為由，左宗棠則是這麼給他們算賬的。

軍餉問題可以解決。

左宗棠指出：海防費用主要是制船造炮和招募水師，現成船漸多，購船之費可省，僱船之費可改為養船之費。”又“沿海各口風氣剛勁，商漁水手取才非難……較之招募勇丁，費節而可持久。”

至於大軍在新疆的花費，他主張在南北各要地，興辦兵屯、民屯，可以節餉。同時他帶領大軍入疆，“剿撫兼施”，“糧運兼籌”，新疆完全可以收復。

徵西大軍開拔，初步核算需要經費2000多萬兩，可是清王朝滿打滿算只能給800萬兩，還要各省協餉才能辦到。左宗棠大軍能夠順利開拔，並且作戰數年，所需戰費，多半是胡雪巖從洋商處借貸而來。

李鴻章也說他的海防思想，多半是為了防禦日本的。可是後來的歷史也看到了，日本確實是近代以來給中華民族製造了最大的災難的國家之一。

因為塞防相比於海防來說，更加地得到了朝廷諸公以及慈禧太后的認可。

塞防之所以勝出，其實這主要是塞防相比於塞防來說更加的穩重，且更加的易於施行。

塞防是以陸地為根基的國防策略，而海洋則是以海洋為強國之本，因為自當時的世界，西方各國無一不是海洋大國，而海防之策對於提升清政府的威勢來說確實是要高於塞防的。

但是正是由於海防的功勞太大，所以施行起來也是最難的。

因為清政府如果要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海洋大國，那麼這是對西方列強最直接的挑戰，將會遭到空前的打擊，但是塞防則不同，塞防時陸地強軍這對於清政府來說是有優勢的，符合以己之長攻敵之斷。

同時海防的建設成本也是遠遠的高於塞防成本。海防意味著堅船利炮，而清政府並沒有如此的技術，則勢必要從國外進口，其費用相當之高昂，而且海防背後對於後勤的支援也是更加沉重的。相比於塞防來說，海防的建設成本無異於是天價。

當然除了以上之外，塞防和海防之爭也是一場政治理念之爭。

塞防是相對保守的策略，而海防則是更為激進的策略。對於傳統的地主官僚來說，保守的塞防策略更加符合他們心中的想法。

其實海防和塞防之爭並沒有所謂的對錯，只不過在當時的中國來說，塞防策略更加的現實，也更加的符合國情而已。

畢竟就算是以如今來說，如果要在陸地和海洋之間做出選擇，相信我們也是會選擇陸地的。我們先今的策略就是以陸地為根基，從而逐步向海洋進軍。

塞防面對的老毛子等蠻夷的侵略，要知道，老毛子的侵略是有賠錢，又割地，他還搶東西，對中華的危害遠超海防！

如果從今天看問題，新疆作為歐亞大陸的中心，除去豐富的能源不說，如果順暢打通一帶一路成功連結歐亞大陸，這樣的地位不是海洋能比的，這個規矩可能在漢朝的時候，就明白了！

新疆的歷史地位非常重要，絕不能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