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古代和中世紀常用的哲學概念。一般指世界的可理解的規律﹐因而也有語言或“理性”的意義。希臘文這個詞本來有多方面的含義﹐如語言﹑說明﹑比例﹑尺度等。赫拉克利特最早將這個概念引入哲學﹐在他的著作殘篇中﹐這個詞也具有上述多種含義﹐但他主要是用來說明萬物的生滅變化具有一定的尺度﹐雖然它變幻無常﹐但人們能夠把握它。在這個意義上﹐邏各斯是西方哲學史上最早提出的關於規律性的哲學範疇。亞里士多德用這個詞表示事物的定義或公式﹐具有事物本質的意思。西方各門科學如“生物學”﹑“地質學”中詞尾的“學”字(-logy)﹐均起源於邏各斯這個詞﹐“邏輯”一詞也是由它引申出來的。 談邏格斯與道，尤其是道，首先要區分西方和中國兩個語境。 先說在西方語境中的理解。在西方語境中，邏格斯和道涉及希臘哲學和基督教神學兩個領域。邏格斯（希臘語為logos）首先是一個希臘哲學的概念。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了這個概念，認為邏格斯是一種隱秘的智慧，是世間萬物變化的一種微妙尺度和準則。斯多亞學派是邏格斯的提倡者和發揚者。他們認為，邏格斯是宇宙事物的理性和規則，它衝塞於天地之間，瀰漫無形。雖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並未使用邏格斯這個概念，但是希臘哲學中潛藏的認為宇宙萬物混亂的外表下有一個理性的秩序、有個必然的規則和本質的觀念卻和邏格斯概念是潛在相通的。斯多亞的邏格斯包括兩個部分，內在的邏格斯和外在的邏格斯。內在的邏格斯就是理性和本質，外在的邏格斯是傳達這種理性和本質的語言。 把希臘哲學的邏格斯概念和猶太——基督教的“道”聯絡起來的是亞歷山大的斐洛。希伯來聖經塔納赫中說，上帝有無上的智慧，以言辭創造世界。斐洛認為，希臘哲學和猶太教的思想是同根異枝。舊約箴言和詩篇等多處讚美了上帝的智慧，而創世紀也記載了上帝以言辭創造的偉業，據此認為，上帝的智慧就是內在的邏格斯，上帝的言辭就是外在的邏格斯。 斐洛生活在公元前25年到公元40年之間，和耶穌基督是同時代的人。那個時候，新約福音書還沒有寫就，而其正典化則是幾個世紀以後的事情了。斐洛的思想無疑對福音書的寫作產生了 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創作於2世紀的約翰福音中表現的最為明顯。約翰福音開頭就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而“道”在希臘語聖經中，就是logos。在斐洛那裡，邏格斯是上帝創造世界的工具，是人和上帝交通的中介，而到了約翰福音，上帝雖然直接和道成為一體，更加感性化，但是其一脈相承的影響還是瞭然的。 希臘文化和猶太——基督教文化是哺育西方文化的兩個乳房，其對西方文化的影響可以說是深入骨髓的。從這個角度上，從以上的介紹中，我們也就可以對風行一時的德里達的所謂的“邏格斯中心主義”這個概念有一個清晰的理解了。其一，我們明白了什麼是邏格斯中心主義？為什麼德里達說西方文化是邏格斯中心主義的？邏格斯觀念滲透到西方文化的兩大源頭，其支配性不可為不強。其二，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德里達說邏格斯中心主義的另一個名稱叫“語音中心主義”了。因為在希臘傳統的斯多亞學派看來，邏格斯分內在和外在，也就是有智慧和語言的區別，語言直接傳達智慧和真理；在猶太—基督教傳統看來，上帝是以言辭創造世界的，上帝的言辭就是世界萬物的起源，正如舊約所說，上帝說有光，於是就有了光。 追本溯源，我們可以理解德里達邏格斯中心主義概念的由來。但是德里達將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研究方法歸到西方的邏格斯中心主義/語音中心主義的傳統中，似乎有扣大帽子的嫌疑，也頗有將歷史本質化和固定化的危險，容易忽視其中的意識形態色彩。柄古行人提出，索緒爾的語言學研究實在是有自己的瑞士民族主義在內的。不過這個不是我們討論的話題，暫且收住，如有機會，另文論述。 邏格斯雖然不存在於中國語境中，但是“道”對華人來說卻並不陌生。民間有道教，這個和邏格斯意義上的“道”不沾邊，我們不談。莊子的“道”，則頗有一些意味了。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就涉及了“意/宇宙大道”和“言”的關係，但是還沒有清晰化；“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才說出了一些中國特色。中國哲學在對言和意關係的理解上和西方是不同的。邏格斯中心主義認為語言是傳達宇宙真理的最佳途徑，甚至可以達到準確無誤的地步。但是中國哲學一開始就不相信語言的這種傳遞作用。中國哲學追求的是“舍筏登岸，見月忽指”的“忘言”境界，追求超越語言而直接進入意義的核心。這和西方二十世紀哲學語言學轉向以來的某些流派頗為類似，他們對語言的質疑同中國哲學的道家境界倒有幾分神似。其不同處在於，西方的某些語言哲學挾後現代之風尚，不是希望跨過語言尋找意義，而恰恰相反，是要解構意義，關注語言。 德里達先生曾讚歎漢字是脫離了邏格斯中心主義的文字。但是他哪裡知道，我們尋求的恰恰是超越語言的意義，是跨越語言之後的“道”/“邏格斯”啊？這是否也是德先生概念想當然的結果呢？想起來還是頗有那麼一點諷刺意味的。
歐洲古代和中世紀常用的哲學概念。一般指世界的可理解的規律﹐因而也有語言或“理性”的意義。希臘文這個詞本來有多方面的含義﹐如語言﹑說明﹑比例﹑尺度等。赫拉克利特最早將這個概念引入哲學﹐在他的著作殘篇中﹐這個詞也具有上述多種含義﹐但他主要是用來說明萬物的生滅變化具有一定的尺度﹐雖然它變幻無常﹐但人們能夠把握它。在這個意義上﹐邏各斯是西方哲學史上最早提出的關於規律性的哲學範疇。亞里士多德用這個詞表示事物的定義或公式﹐具有事物本質的意思。西方各門科學如“生物學”﹑“地質學”中詞尾的“學”字(-logy)﹐均起源於邏各斯這個詞﹐“邏輯”一詞也是由它引申出來的。 談邏格斯與道，尤其是道，首先要區分西方和中國兩個語境。 先說在西方語境中的理解。在西方語境中，邏格斯和道涉及希臘哲學和基督教神學兩個領域。邏格斯（希臘語為logos）首先是一個希臘哲學的概念。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了這個概念，認為邏格斯是一種隱秘的智慧，是世間萬物變化的一種微妙尺度和準則。斯多亞學派是邏格斯的提倡者和發揚者。他們認為，邏格斯是宇宙事物的理性和規則，它衝塞於天地之間，瀰漫無形。雖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並未使用邏格斯這個概念，但是希臘哲學中潛藏的認為宇宙萬物混亂的外表下有一個理性的秩序、有個必然的規則和本質的觀念卻和邏格斯概念是潛在相通的。斯多亞的邏格斯包括兩個部分，內在的邏格斯和外在的邏格斯。內在的邏格斯就是理性和本質，外在的邏格斯是傳達這種理性和本質的語言。 把希臘哲學的邏格斯概念和猶太——基督教的“道”聯絡起來的是亞歷山大的斐洛。希伯來聖經塔納赫中說，上帝有無上的智慧，以言辭創造世界。斐洛認為，希臘哲學和猶太教的思想是同根異枝。舊約箴言和詩篇等多處讚美了上帝的智慧，而創世紀也記載了上帝以言辭創造的偉業，據此認為，上帝的智慧就是內在的邏格斯，上帝的言辭就是外在的邏格斯。 斐洛生活在公元前25年到公元40年之間，和耶穌基督是同時代的人。那個時候，新約福音書還沒有寫就，而其正典化則是幾個世紀以後的事情了。斐洛的思想無疑對福音書的寫作產生了 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創作於2世紀的約翰福音中表現的最為明顯。約翰福音開頭就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而“道”在希臘語聖經中，就是logos。在斐洛那裡，邏格斯是上帝創造世界的工具，是人和上帝交通的中介，而到了約翰福音，上帝雖然直接和道成為一體，更加感性化，但是其一脈相承的影響還是瞭然的。 希臘文化和猶太——基督教文化是哺育西方文化的兩個乳房，其對西方文化的影響可以說是深入骨髓的。從這個角度上，從以上的介紹中，我們也就可以對風行一時的德里達的所謂的“邏格斯中心主義”這個概念有一個清晰的理解了。其一，我們明白了什麼是邏格斯中心主義？為什麼德里達說西方文化是邏格斯中心主義的？邏格斯觀念滲透到西方文化的兩大源頭，其支配性不可為不強。其二，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德里達說邏格斯中心主義的另一個名稱叫“語音中心主義”了。因為在希臘傳統的斯多亞學派看來，邏格斯分內在和外在，也就是有智慧和語言的區別，語言直接傳達智慧和真理；在猶太—基督教傳統看來，上帝是以言辭創造世界的，上帝的言辭就是世界萬物的起源，正如舊約所說，上帝說有光，於是就有了光。 追本溯源，我們可以理解德里達邏格斯中心主義概念的由來。但是德里達將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研究方法歸到西方的邏格斯中心主義/語音中心主義的傳統中，似乎有扣大帽子的嫌疑，也頗有將歷史本質化和固定化的危險，容易忽視其中的意識形態色彩。柄古行人提出，索緒爾的語言學研究實在是有自己的瑞士民族主義在內的。不過這個不是我們討論的話題，暫且收住，如有機會，另文論述。 邏格斯雖然不存在於中國語境中，但是“道”對華人來說卻並不陌生。民間有道教，這個和邏格斯意義上的“道”不沾邊，我們不談。莊子的“道”，則頗有一些意味了。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就涉及了“意/宇宙大道”和“言”的關係，但是還沒有清晰化；“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才說出了一些中國特色。中國哲學在對言和意關係的理解上和西方是不同的。邏格斯中心主義認為語言是傳達宇宙真理的最佳途徑，甚至可以達到準確無誤的地步。但是中國哲學一開始就不相信語言的這種傳遞作用。中國哲學追求的是“舍筏登岸，見月忽指”的“忘言”境界，追求超越語言而直接進入意義的核心。這和西方二十世紀哲學語言學轉向以來的某些流派頗為類似，他們對語言的質疑同中國哲學的道家境界倒有幾分神似。其不同處在於，西方的某些語言哲學挾後現代之風尚，不是希望跨過語言尋找意義，而恰恰相反，是要解構意義，關注語言。 德里達先生曾讚歎漢字是脫離了邏格斯中心主義的文字。但是他哪裡知道，我們尋求的恰恰是超越語言的意義，是跨越語言之後的“道”/“邏格斯”啊？這是否也是德先生概念想當然的結果呢？想起來還是頗有那麼一點諷刺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