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這麼說，只要話語權在宋江手裡，那就只有招安這一條路可走，別無他路。這是因為宋江是不會走別的路的。如果換成是別人，則有別的路可選擇，或是和其它義軍聯合，組成義軍聯盟，共圖大業。或是審時度勢、自我完善、自我發展壯大，以徐圖之。以當時朝庭的腐敗和軟弱，只要策略得當，未償沒有出路。不過畢競是小說而已，充其量也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小插曲罷了，沒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和意義。

按照小說的說法是，朝廷軟弱，奸臣把持朝政，四方雄群四起，而且朝廷還有外患，邊錘西臨危機，有西夏、遼國、金國對宋朝虎視旦旦，大宋統治在風雨漂搖中。宋江完全可以與南方的方臘聯合起來，將大宋滅亡，方臘也曾提出與宋江聯合一起對付大宋，但被宋江拒絕，一心要消掉南方的方臘，但等宋江滅掉方措後，宋江的兵力大大地削弱，他的頭領從十成折成三成，京城百姓見了，無不嘆息，他最後終朝廷御賜毒酒毒死了，去了宋徽宗最後一塊心病。

梁山如何發展，取決於完全領導人如何決策。王倫在位時，梁山只求存活，說白了，小打小鬧，夠過活就行了。晁蓋在位時，梁山不僅要存活，還得活出個樣！說白了，樹立威望，讓周圍的勢力都不得小瞧了梁山，包括朝廷！而宋江在位時，利用梁山的資本與朝廷討價還價，最後達成一致，詔安了！

梁山有許多發展方向，可宋江卻偏偏選擇了詔安。宋江做了一個小小的縣城押司，自認懷才不遇，生不逢時，且沒有門路獲得上升的空間，但他卻始終沒有放棄報效朝廷的想法。正路走不通，那就玩點邪的。邪的是什麼，就是江湖。有求必應的及時雨，只不過是沽名釣譽之舉，古時訊息多靠以訛傳訛，穿來穿去難免誇大，宋江的確幫助過別人，可這個幫助幫了多少，幫到什麼程度，就不好說了，要是見面就給銀子，試想他那點工資給的起麼！及時雨，可能及時，可未必是雨，也有可能是水滴。你這滴答點，人家就回去給你滿世界宣傳，這廣告值啊！

宋江當家後，豎旗替天行道，籠絡人心，表達詔安意願後，梁山矛盾尖銳。初期，宋江勢力單薄，面對一幫不怕死的大老粗，有理也講不出，而林沖等一部分人恨死了朝廷，所以詔安失利。後期，松江拉過來不少朝廷降將，甚至設計拉攏盧俊義等一批高階知識分子，充當自己的組織核心力量，將不滿詔安的人逐漸邊緣化。想想這些人，原本好日子過著無憂無慮，結果被梁山坑了一把，好日子沒了，只好透過詔安，才能重新過上好日子，所以在詔安的問題上，那是絕對賣力的！

事實證明，宋江是有野心的，一步一步，都是處心積慮。雖然被賜毒酒，可終究圓了他的當官夢。

宋江執掌梁山，勢力日益壯大。

本以為梁山會開疆拓土，割據州縣，與北宋王朝一決高下。然而，宋江並沒有亮劍，他只是舉起了一把殺豬刀，揮向貪官汙吏。

他豎起忠義的大旗，忠在義前。所以，他終是想功名加身，效命朝庭。梁山眾兄弟不論擁護或反對，全部被裹挾著走上招安之路。

梁山的路不止一條，原本可以轟轟烈烈。但由於宋江自身所限，卻踏上一條屈辱之路。潯陽樓上，宋江敢笑黃巢不丈夫。那不過是他的酒話而已。

梁山因宋江而壯大，梁山也因宋江而消亡！

本來有多條路可走，但宋江成為首領後就只有招安一條路可走了。

宋江在《水滸》中稱為“山東及時雨，孝義黑三郎”，“仗義疏財，忠肝義膽”，“梁山呼保義，鄆城宋公明”。在他身上交織著忠和義，這忠就是忠貞於宋王朝。

宋江在朝廷眼中是“水泊草寇”的頑劣之徒，可他畢竟生活在程朱理學的宋代，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而且還做過鄆城小吏，所以，在他骨子裡銘刻著對大宋王朝忠貞報國的志向，最終必被招安。

如果問施耐庵老先生這個問題，他會晃頭一笑說：不寫受招安，焉有此書？真是豈有此理。悲劇是最深刻有力的，他明白這個道理。他的人生經歷，感悟、情懷、思想，社會現實以及史實與小說虛構之間的十萬八千里一起造就了水滸傳。虛構於現實中不存在，但它須符合現實的邏輯，成為現實的另一張更生動的臉。接受招安就是這個邏輯的終點，宋江就是這個邏輯的代表。如果寫成眾英雄繼續梁山大業，或者一半人做官，一半人繼續為寇，那麼所有就都分裂了，書不成書，宋江成了最多餘的人。

按現實的邏輯發展，就只有接受招安一條路，加以藝術的結構，成就了水滸。

宋江領導下的梁山團隊只有招安一條道！從宋江的領導氣質來說，宋江只是胸無大志的小知識份子。骨子裡就是順民，對抗朝庭是萬般無奈加上萬般巧合導制的。在這樣氣質的頭領帶領的梁山團隊，想走多遠是根本不可能的！

另外，其二號人物“吳用”，此人的政治遠見和軍事才能一樣稀疏平常，根本沒有高人一等的治幫方略！在招安方面既不能說服眾人，也沒有“錦囊妙計”。宋江用此人是大錯特錯。可以說，團隊中人才使用方面，宋江犯了大毛病！吳用雖資厲較深，出道較早，也有些方法。但在關鍵時刻，智商不線上。甚至間接擠走“公孫勝”！

在一個團隊中，既沒有科學的戰略眼光，又沒有高明的戰術指揮。這個團隊能走多遠？因此，宋江招安合乎天意，合乎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