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梅戲《天仙配》中，有一唱詞大概是這樣說的：讀書之人苦寒窗，一年四季讀書忙。讀盡諸子百家書，男兒有志在四方。這唱詞不僅道出了讀書的目的作用，也道出了讀書的吃苦不容易。由此類推，無論做什麼都是不容易的，沒有苦中苦，哪有甜中甜！道理應該是一樣的！

華人在皇權社會生活的時代太過久遠，威不可測的權力壓制，已經讓華人的膝蓋難以站直，正如魯迅所言，華人的膝蓋，就是為了下跪的方便。華人留給世人的印象，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辜鴻銘語），而並不是官老爺眼中的刁民或者暴民，畢竟，一向不為權力護佑的子民的生命，總會被以革命的名義生靈塗炭，像遍野盛開的小花，扮靚權貴的春天。但也有人不懼權貴，既不同流合汙也不諂媚奉承，以“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辜鴻銘語）。

20世紀初的文化名人辜鴻銘正是這樣的一個人。

當年他在北大講學，頭上沒有被辛亥革命革掉的辮子成為激進北大青年中最不協調的風景，這或與他堅定的保皇黨信念有關。學生們嘲笑他，他卻並不介意，還反過來辯解“我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的辮子是無形的。”後來發生的很多事情，足以說明辜鴻銘儘管保皇，卻並不是為了做奴隸。一個敢於蔑視權貴衝撞權貴的知識分子，並且是具有海外留學經歷獲得13個博士學位的教學於進步的北大的知識分子，沒有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閒適生活，沒有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悲壯詩篇，他用自己特有的罵人方式表達自己對於權貴的個性態度，以自己直率的處事手段捍衛自己不懼權貴的文人風骨。

老佛爺可是中國清朝社會了不得的人物，一怒之下就砍殺了“戊戌六君子”。即便如此血腥暴力，沒有人敢招惹，但弱小的辜鴻銘就不把她放在眼裡。老佛爺過生日，發話“誰讓我今天不高興，我就讓他一輩子不高興”，難怪官員們個個搭臺唱戲普天同慶。張之洞也沒閒著，在老佛爺生日當天舉行了隆重的慶祝活動，並請樂隊齊奏的“愛國歌”助興。領土淪陷，民不聊生，眼看就要國將不國了，老佛爺卻心有雅興搞這麼一出，難免辜鴻銘辜感嘆：“滿街都唱‘愛國歌’，未聞有唱‘愛民歌’者”，並當場做歌道：“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此言一出，在座各路官員皆面如土色，而他卻滿不在乎談笑自如，並不擔心老佛爺也以對付“戊戌六君子”的手法對付自己。

辜鴻銘一向對袁世凱不感冒。袁世凱沒有什麼文化，好強調自己沒學問但善實幹，以揚長避短。他曾向德國公使吹噓說：“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講辦事的。”這話傳到辜鴻銘（當時為張之洞幕僚）的耳朵裡，令其相當不悅，於是不假思索地說道：“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真不知道聞聽此言的袁世凱會作何感受。袁世凱逆勢而動宣佈稱帝，辜鴻銘竟直言不諱，怒罵袁世凱“尚不如盜蹠賊徒，其寡廉鮮恥無氣義乃爾耳”。後來辜鴻銘已然出離憤怒，覺得罵人力度顯然不夠，於是乾脆直接稱袁世凱為“賤種”。袁世凱是幹什麼吃的，收買暗殺兩面手法運用嫻熟，絕對是官場江湖的老油條，但就是拿辜鴻銘沒辦法，迫害不敢，收買不能，也就僅剩下忍辱負重任由人罵了。

在辜鴻銘看來，袁世凱之死簡直是蒼天有眼，百姓之福，他不僅在北京家中大宴賓客，慶祝袁世凱歸天，而且在全國舉哀期間，竟還要請來戲班大開堂會。特立獨行的辜鴻銘，對於權貴（皇帝除外）那是一個鄙視，從不會為了迎合權貴的歡心而表現出一幅奴顏婢膝的媚骨。

知識分子一般不會評論政治，但在當時的中國卻是例外，知識分子以自己的方式直接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教育中立，不需要服務於誰，教授獨立，也不需要獻媚於誰。受過西洋教育並身為北大教授的辜鴻銘更是如此。有一次，他參加大型宴會時遇到外國記者，面對記者“怎麼穩定中國政局？”的提問，他竟然如此回答：“辦法很簡單，把現在座中的這些政客和官僚，統統拉出去槍斃掉，中國的政局就會安定些。”在座的官員們聽了敢怒而不敢言，一是因為才疏學淺說不過他，二來因為實事求是無理可辯。儘管是軍閥政客，但總不至於蠻橫到無恥地對付一個柔弱的知識分子吧？

文人對於文化的尊重，更多地出於學術良知，看不慣權貴們依靠資源支配謀取的沒有含金量的文憑學位，也看不慣教育機構為獻媚權貴隨意發放文憑從而褻瀆文化的高潔。據說當年大總統徐世昌獲得了法國授予的榮譽文學博士，讓辜鴻銘很是吃驚，以至於在見到法國公使後就不斷挖苦：“我一向瞧得起你們美麗的法蘭西，如今居然給徐世昌發博士學位！”言語之間，盡透出對於總統徐世昌的不屑。與辜鴻銘類似觀點的人一定不少，但敢於像辜鴻銘這樣蔑視權貴的人一定不多。

辜鴻銘表現的並不“溫良”——至少在權貴的眼裡是如此，畢竟他身上沒有多少傳統華人逆來順受的品質和低眉順眼的姿態。我們可以嘲笑皇帝的新裝，為什麼不可以調侃權貴的虛偽？儘管辜鴻銘固執保皇，甚至對於封建的小腳女人情有獨鍾，但其在權貴面前表現出來的文人風骨，卻不能不讓人由衷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