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老《題西林壁》詩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識者每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誠哉斯言。

可是，還真不能因此而認定，識者既能清“當局者”所以迷，又能清“旁觀者”所以清。世上之事，有些竟然不僅“當局者迷”，“旁觀者”亦迷；當局、旁觀兩清，何其難哉。　　一個亦史亦稗的故事，竟然是個 既矇蔽“當局者”，又矇蔽億萬“旁觀者”一千餘年的智者“謊言”。　　三國故事裡最精彩的故事屬“赤壁之戰”，“赤壁之戰”最精彩的片段是孔明智激周瑜。孔明見周瑜對曹操咄咄逼人的攻勢正處於“戰”與“降”的猶豫之中，於是獻上計外之計： 　　孔明曰：“愚有一計：……只須遣一介之使，扁舟送兩個人到江上。操一得此兩人，百萬之眾，皆卸甲卷旗而退矣。”……瑜又問：“果用何二人？”孔明曰：“……操本好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操曾發誓曰：吾一願掃平四海，以成帝業；一願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臺，以樂晚年，雖死無恨矣。……”瑜曰：“操欲得二喬，有何證驗？”……孔明即時誦曹植所作《銅雀臺賦》雲：“從明後以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立雙臺於左右兮，有玉龍與金鳳。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 　　周瑜聽罷，勃然大怒，離座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孔明急起止之曰：“昔單于屢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今何惜民間二女乎？”瑜曰：“公有所不知：大喬是孫伯符將軍主婦，小喬乃瑜之妻也。”孔明佯作惶恐之狀，曰：“亮實不知。失口亂言，死罪！死罪！”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 　　周瑜應當是個冷靜的智者，他為防被孔明所欺，始則問“果用何二人？”繼則問“操欲得‘二喬’，有何證驗？”他決不是諸葛亮帳下的張飛、魏延等，一激將便著火的莽漢。當他真真切切聽到孔明誦讀“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時，方說出“吾與老賊誓不兩立！”孔明自然是竊笑。讀者至此，亦莫不會心而笑，為孔明的智慧所激賞。　　孔明的智慧不僅在選擇激將時機的得當，更在於他創造了一個智慧的但亦“拙劣”的謊言。沒有這個謊言，激將便不能奏效！——這個謊言即是導致成功的關鍵之句——“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其實，假如是局外人，不難發現這是一個“謊言”——我想，當時在場的魯肅，就知道這是“謊言”，然而，這“謊言”導致的結果卻符合他堅決“聯蜀抗曹”的主張，中其下懷，因此亦就不吱聲了。這裡所以遽下判斷說它是一句拙劣的“謊言”，那是因為，作為兒子的曹植，會在《銅雀臺賦》中揭露父親曹操的好色與荒淫嗎！可見，這個謊言建立於邏輯的悖論，違背了曹植原賦只能為尊隱、為賢諱，須歌功、須頌德的常識常理。　　筆者循此思路，查曹植的《銅雀臺賦》原文，果然，這兩句本是“連二橋於東西兮，若太空之螮蝀”——原來，銅雀臺有東西兩座，矗立於漳河兩岸。“連二橋”是說用天橋將兩臺相連；“螮蝀”則是彩虹，大概是文學史上最早用來比作橋樑的佳喻。　　我們說孔明之智慧，那是說他的即興改作是如此敏捷與嫻熟，韻律是這樣的自然與諧和，幾乎“天衣無縫”。特別是瞅準周瑜“器量窄小”的特點，巧妙地將人們最不能忍受的“殺父之仇、奪妻之恨”運用於其中，刺激他的妒火，麻痺他的縝密，終使周瑜情不能禁而勃然大怒，遂致孔明出使吳國所銜重大的也是唯一的使命——聯吳抗曹大計的成功。　　作為三軍統帥的周瑜，理當“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為什麼竟然不能保持自己一貫的冷靜與睿智，被一個低階的邏輯悖論所欺騙？那就是因為小喬是自己的愛妻，就是因為他是這一事件的“局中人”，因此，即使是智者，當他成為“當事人”、“局中人”，則也往往會與常人一般，致思維遲鈍，被假象迷惑，入其彀而上其當。　　當然，這個故事是小說《三國演義》中的故事，所述之周瑜與孔明是小說中的人物形象，與歷史上的赤壁之戰未必是一回事，與歷史人物的周瑜與孔明亦未必是一回事。　　這裡筆者還要披露的是，它還有第二層面的“謊言”，這一動聽的故事，在歷史的真實中，是連發生的可能也絕不會有的！ 再查歷史知悉，赤壁之戰發生於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銅雀臺造於建安十五年，是在公元210年！可能發生孔明改動《銅雀臺賦》而激怒周瑜的故事嗎！可見，所謂“諸葛亮智激周瑜”，原不過是稗史的民間幽默而已。　　然而，這樣的一個邏輯背謬的故事卻長期被奉為智慧的經典而津津樂道。假如說，周瑜之受騙，因為是身處雲籠霧罩的“廬山”，是“局中人”，亦倒罷了。何以此後，作為諸多局外人，竟然沒有哪個史家、哪個小說家、哪個研究者、哪個讀者（讀者是億萬計的！）指出那是美麗的“謊言”呢？或許因為，在長時間形成的歷史文化語境中，諸葛亮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智慧的象徵，已經使廣大讀者自覺中成了孔明的“粉絲”、孔明的“追星族”。當人們成了“粉絲”與“追星族”，就是使自己從“旁觀者”而轉化成為“當局者”，就自覺地“為尊隱、為賢諱，須歌功、須頌德”，就不去逆向思維，不去對偶像的諸葛亮的“妙計”作清醒的審視。　　這一“謊言”的創造還並非發生於《三國演義》成書之時，上當者有案可查的至少可以追溯到晚唐的杜牧。他有一首著名的詠史詩《赤壁》，其中這兩句：“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這應當表明那時已經有了這一故事的雛形。蘇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則有：“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用幽默的語調，故意出現了“戰爭叫女人走開”的“小喬”，豈不是說明蘇東坡的思維中亦有孔明智激周郎故事餘緒嗎？杜牧與蘇東坡是何等的智者，他們尚且如此，遑論凡人、常人了！——“當局者”與“旁觀者”均迷於“局”，竟一至於此！看來，我們對生活中那些老是被“上天掉餡餅”騙局欺騙的人，還真該有一種寬容與理解，少一點苛責與嘲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