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學科在其發展的程序中，時常會透過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方式來獲得靈感、取得突破。人類學和歷史學也曾有這樣的交集，而且他倆還琢磨出了新的研究正規化——歷史人類學。那麼，二者是如何碰撞出火花的，歷史人類學又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示？

給歷史學和人類學牽橋搭線的是一個偉大的學派——年鑑學派。年鑑學派提倡總體史，即歷史學家不僅研究政治軍事史，還應該研究經濟、思想、文化、宗教和人類生活等各個方面的內容。所以從20世紀初第一代年鑑學派史學家，到20世紀60年代的第三代，他們所提倡的歷史研究方法在向人類學一點點靠近，即在做研究時如人類學那般，注意與研究物件保持文化距離，且強調田野考察的作用。

而人類學家也意識到要將文化概念放到歷史的過程中去考察，要兼顧空間（文化）和時間（歷史），才能達到深刻認識並理解不同文化的根本目的。人類學也開始了“歷史學化”的嘗試。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在20世紀80年代所著的《歷史的隱喻與神話的現實——桑威奇群島王國早期歷史中的結構》一書，就表達了“文化界定歷史”的觀念，所以該書的出版也被視為歷史人類學形成的標誌。除了該書之外，歷史人類學形成初期的經典著作還有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裡的《蒙塔尤》。

從歷史學本位來看，歷史人類學這一研究正規化的啟示有以下幾點：

一是獲取認識態度上的“疏離感”。人類學研究“他者”、研究“異文化”，就是保持著對研究物件的“疏離感”。歷史學的研究中也應該避免先入為主的研究方法，跳出“文化本位主義”，才能更好地理解和研究歷史。

二是重視田野工作，透過區域去理解歷史發展的脈絡。傳統的研究方法中，歷史學注重文字資料的研究。而進入田野，可以讓歷史學者直接獲取經驗事實，並且從一個較小地理單元的經驗事實出發，去理解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和內在脈絡。歷史學和人類學都應該注重田野考察，因為它們研究中少不了人和社會生活。

三是歷史研究中的多元性。歷史人類學教導我們擺脫傳統政治史研究的桎梏，將歷史的眼光變得更加廣闊和細緻，重視以往主流敘事中所忽略的——邊緣性的，地方性的、弱勢的、不易聽見但並非沉默的。歷史人類學是要凝視到社會深層，然後自下而上地研究歷史。所以，即使是關於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可能有被研究的必要。

總之，歷史學和人類學作為獨立學科時，既有相似之處，又各有所長。如果彼此借鑑和融合，可以使研究更加透徹和全面，何樂而不為。

參考文獻：

1、黃國信，溫春來，吳滔：《歷史人類學與近代區域社會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2、陸啟宏：《歷史學的“人類學”轉向：歷史人類學》，《歷史教學問題》2007年第4期。

3、藍達居：《歷史人類學簡論》，《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

人類文化在不斷傳承的過程中，逐漸分離出許多單獨的學科，並且有越來越細化的趨勢。但是從宏觀角度來講，任何學科都不可能獨立存在，也不可能獨立的進行研究。經驗已經表明，獨立於某種學科進行研究是行不通的，比如物理與化學，宗教與哲學，科學與神學，許多看上去互不相干的學科，事蹟上存在著必然的內在聯絡，像歷史學與人類學這樣本身就兩相依存的科學，更不可能分而治之，兩者結盟是文化研究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