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個問題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些人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之初，性本善”,惡是後天放縱的結果；也有一些人認為，人的本性是惡的，人是一種自私、貪婪的動物。 我認為，人的本性無所謂善，也無所謂惡。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首先是為了生存，其次是為了需要。生存和需要是硬道理，善與惡是文明社會的人們用某種道德標準去衡量所得出的結論。善惡是表面現象,生存和需求是內在因素。 在動物世界裡，動物為了生存，為了其物種不被滅絕，每時每刻在同死亡作鬥爭。而這種鬥爭，在人類看來，有些是善的，有些是惡的。狼吃羊是惡的，狼與狼之間很講情義是善的。老羊為了保護整個羊群，自已挺身而出送上去給狼吃掉，是何等的善舉。公羊為爭奪配偶大打出手，是多麼可惡。鳥餵食幼鳥是善，幼鳥之間為爭食相鬥是惡，而鳥的父母眼睜睜地看著子女爭食而不管，甚至看到弱小的幼鳥因爭不到食而活活餓死卻無動於衷是多麼可惡。其實不然，動物的種種行為都遵循一個原則，那就是為了物種的延續，為了物種的延續有時候必須優勝劣汰。在動物世界是沒有“善”與“惡”的概念和區分的。 人從動物中進化而來，從生物學的意義上講，人也是一種動物，只不過是一種高階動物。既然如此，人生來就帶有動物的本性，這種本性無論是善，還是惡，都是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須的。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天，正是這種本性的使然。但是，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講，人不僅是自然的存在物，更是社會的存在物，文明社會存在和發展要求抑制人的某些惡的本性，發揚人的某些善的本性，於是便產生出符合現代文明道德規範的“人性”。 在人類進化過程中，人的本性都是為了人類自己的生存和需要所產生的，是長期與自然界作鬥爭適應自然的結果，是與生俱來的遺傳基因在起作用。人類社會能夠發展到今天，是人的自然本性與生存環境長期作用的結果。人的遺傳基因除了決定人的外貌長相外，還決定人的一些行為。否則很難解釋客觀存在的一些善與惡是如可產生的，是誰教的；沒有人主張惡，就連罪犯也不主張惡，也有懺悔之心，但惡卻依然存在，這又是為什麼？有人說是學壞了。於是人們就要問：第一，跟誰學的，跟動物學麼？第二，為什麼一學就會？第三，為什麼學壞那麼容易，學好就好就那麼難，而且要一再提倡？這說明人的本性中有惡的成分，而且是天生遺傳的，很頑固。 一部《三國演義》把人性中的自私、逐利、兇惡和殘忍本性暴露無遺。實際上，在這個亂世之中，大家都在爾虞我詐。爭權奪利，你要是不做惡人也難。重卓、呂布、袁紹、袁術這些人不用說了。曹操雖然有點正義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其惡性也是明顯的。就算劉備這樣的大善人也不例外，應當說，劉備在當時確實稱得上是一位善者，但其本性中也有惡的一面，如劉備為了自己的利益，奪取劉璋的地盤難道不是自私嗎？其實劉備也是自私的，但他很高明，他以表面上的善來博得人們的好感，從而使諸葛亮、關羽、張飛一些人心甘情願地為他賣命。 人的本性中有善有惡，但不管怎麼樣，都是為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需要。人的本性決定了人在世上活著是第一，利益是第二，其次是再講道德。不要把人簡單地分為好人與壞人，象雷鋒那樣的大好人是少數。象殷紂王那樣的大惡人也是少數。大多數人即有善的一面，又有惡的一面，有自然本性，也有社會道德性。每個人都是一個善惡並存的矛盾體。西方人說，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也是這個道理。人非聖人，孰能無過，當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別是有制度約束時，人性中善的一面表現的充分一點；而當沒有制度約束時，人性中惡的一面就會膨脹。人性中的惡性無不隨時隨地地在潛意識中冒出來，一有機會，人性的天平就會偏向自私的一方，所以，建立有效的制度約束人性中惡的一面才是良策！西方用法律來約束人性的惡，用宗教來引導人性的善。 人類社會具有了社會意識，人的行為具有了理性之後，才真正出現了對惡的扼制力量。人們越來越普遍地、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惡雖然是人的本能，但它直接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害，不進行壓制是不行的。於是，社會逐漸形成了對人性原惡的壓力場。在人類社會中，人性的原惡完全不受壓制的只有兩種人，一是精神病患者，二是極端的獨裁者。故由此推論：人治制度遠不如法治制度可靠；專制社會遠不如民主社會安全。因為大人物的惡如果不能有效遏止所造成的社會災難將百倍、千倍、萬倍於為惡的普通平民百姓。在原惡占主導地位的人類社會中，片面地宣傳“克己”、“禮讓”、“清心寡慾”、“上智下愚”等愚民哲學，其結果只能是使譭棄文明的惡人永遠當道，信奉愛人之道的善人萬劫不復。中國古代聖人心地尚高，可惜由他們炮製的理論卻成了歷代惡人為非作歹的遮羞布！幾千年的中國社會依然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在人類社會的理性層面，人類內心的負疚感、羞恥感、罪惡感逐漸化為對人類原惡約束、控制的理性思考。這些理性思考又逐漸完善化、全面化、深入化、系統化，便形成人類社會的道德約束、宗教約束、法律約束、知識約束、科技約束等。這些約束就成為社會的主流文化。所以，可以說，文化把人類的原惡包裝起來，使其不那麼赤裸地暴露。 既然人類社會的理性層面是抑惡揚善的重要因素，那麼如何強化這種理性層面使其發揮更好的作用呢？無疑要靠整個社會的力量，也即全人類的力量。然而，在有私有制、階級和國家存在的當今世界上，動員全人類力量的主導者仍然是政黨和政府。政黨和政府的職責是一方面建立並貫徹對惡的強制力，一方面對國民進行教化以引導人們棄惡從善。如果政黨（尤其是執政黨）和政府不能從對人性的基本判斷上以及各種約束機制上採取正確有效措施，不是千方百計地抑惡揚善，破私立公；引導原欲，壓制原惡，那麼人們的原惡就會被激發，被縱容，被強化，被擴大；就會象出籠的猛虎，決堤的洪水，肆無忌憚，咆嘯肆虐，惡性膨脹，不可收拾。 人的生存和需求原則決定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又對人的生存和需求起反作用。不要諱忌人性中惡的客觀存在，客觀地、公正地揭露人本性，才能制定出相應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規範來促進人類社會的穩定、繁榮和進步，才能有效地抑惡揚善構造當今和詣社會，才能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作出貢獻。
對於這個問題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些人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之初，性本善”,惡是後天放縱的結果；也有一些人認為，人的本性是惡的，人是一種自私、貪婪的動物。 我認為，人的本性無所謂善，也無所謂惡。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首先是為了生存，其次是為了需要。生存和需要是硬道理，善與惡是文明社會的人們用某種道德標準去衡量所得出的結論。善惡是表面現象,生存和需求是內在因素。 在動物世界裡，動物為了生存，為了其物種不被滅絕，每時每刻在同死亡作鬥爭。而這種鬥爭，在人類看來，有些是善的，有些是惡的。狼吃羊是惡的，狼與狼之間很講情義是善的。老羊為了保護整個羊群，自已挺身而出送上去給狼吃掉，是何等的善舉。公羊為爭奪配偶大打出手，是多麼可惡。鳥餵食幼鳥是善，幼鳥之間為爭食相鬥是惡，而鳥的父母眼睜睜地看著子女爭食而不管，甚至看到弱小的幼鳥因爭不到食而活活餓死卻無動於衷是多麼可惡。其實不然，動物的種種行為都遵循一個原則，那就是為了物種的延續，為了物種的延續有時候必須優勝劣汰。在動物世界是沒有“善”與“惡”的概念和區分的。 人從動物中進化而來，從生物學的意義上講，人也是一種動物，只不過是一種高階動物。既然如此，人生來就帶有動物的本性，這種本性無論是善，還是惡，都是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須的。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天，正是這種本性的使然。但是，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講，人不僅是自然的存在物，更是社會的存在物，文明社會存在和發展要求抑制人的某些惡的本性，發揚人的某些善的本性，於是便產生出符合現代文明道德規範的“人性”。 在人類進化過程中，人的本性都是為了人類自己的生存和需要所產生的，是長期與自然界作鬥爭適應自然的結果，是與生俱來的遺傳基因在起作用。人類社會能夠發展到今天，是人的自然本性與生存環境長期作用的結果。人的遺傳基因除了決定人的外貌長相外，還決定人的一些行為。否則很難解釋客觀存在的一些善與惡是如可產生的，是誰教的；沒有人主張惡，就連罪犯也不主張惡，也有懺悔之心，但惡卻依然存在，這又是為什麼？有人說是學壞了。於是人們就要問：第一，跟誰學的，跟動物學麼？第二，為什麼一學就會？第三，為什麼學壞那麼容易，學好就好就那麼難，而且要一再提倡？這說明人的本性中有惡的成分，而且是天生遺傳的，很頑固。 一部《三國演義》把人性中的自私、逐利、兇惡和殘忍本性暴露無遺。實際上，在這個亂世之中，大家都在爾虞我詐。爭權奪利，你要是不做惡人也難。重卓、呂布、袁紹、袁術這些人不用說了。曹操雖然有點正義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其惡性也是明顯的。就算劉備這樣的大善人也不例外，應當說，劉備在當時確實稱得上是一位善者，但其本性中也有惡的一面，如劉備為了自己的利益，奪取劉璋的地盤難道不是自私嗎？其實劉備也是自私的，但他很高明，他以表面上的善來博得人們的好感，從而使諸葛亮、關羽、張飛一些人心甘情願地為他賣命。 人的本性中有善有惡，但不管怎麼樣，都是為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需要。人的本性決定了人在世上活著是第一，利益是第二，其次是再講道德。不要把人簡單地分為好人與壞人，象雷鋒那樣的大好人是少數。象殷紂王那樣的大惡人也是少數。大多數人即有善的一面，又有惡的一面，有自然本性，也有社會道德性。每個人都是一個善惡並存的矛盾體。西方人說，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也是這個道理。人非聖人，孰能無過，當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別是有制度約束時，人性中善的一面表現的充分一點；而當沒有制度約束時，人性中惡的一面就會膨脹。人性中的惡性無不隨時隨地地在潛意識中冒出來，一有機會，人性的天平就會偏向自私的一方，所以，建立有效的制度約束人性中惡的一面才是良策！西方用法律來約束人性的惡，用宗教來引導人性的善。 人類社會具有了社會意識，人的行為具有了理性之後，才真正出現了對惡的扼制力量。人們越來越普遍地、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惡雖然是人的本能，但它直接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害，不進行壓制是不行的。於是，社會逐漸形成了對人性原惡的壓力場。在人類社會中，人性的原惡完全不受壓制的只有兩種人，一是精神病患者，二是極端的獨裁者。故由此推論：人治制度遠不如法治制度可靠；專制社會遠不如民主社會安全。因為大人物的惡如果不能有效遏止所造成的社會災難將百倍、千倍、萬倍於為惡的普通平民百姓。在原惡占主導地位的人類社會中，片面地宣傳“克己”、“禮讓”、“清心寡慾”、“上智下愚”等愚民哲學，其結果只能是使譭棄文明的惡人永遠當道，信奉愛人之道的善人萬劫不復。中國古代聖人心地尚高，可惜由他們炮製的理論卻成了歷代惡人為非作歹的遮羞布！幾千年的中國社會依然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在人類社會的理性層面，人類內心的負疚感、羞恥感、罪惡感逐漸化為對人類原惡約束、控制的理性思考。這些理性思考又逐漸完善化、全面化、深入化、系統化，便形成人類社會的道德約束、宗教約束、法律約束、知識約束、科技約束等。這些約束就成為社會的主流文化。所以，可以說，文化把人類的原惡包裝起來，使其不那麼赤裸地暴露。 既然人類社會的理性層面是抑惡揚善的重要因素，那麼如何強化這種理性層面使其發揮更好的作用呢？無疑要靠整個社會的力量，也即全人類的力量。然而，在有私有制、階級和國家存在的當今世界上，動員全人類力量的主導者仍然是政黨和政府。政黨和政府的職責是一方面建立並貫徹對惡的強制力，一方面對國民進行教化以引導人們棄惡從善。如果政黨（尤其是執政黨）和政府不能從對人性的基本判斷上以及各種約束機制上採取正確有效措施，不是千方百計地抑惡揚善，破私立公；引導原欲，壓制原惡，那麼人們的原惡就會被激發，被縱容，被強化，被擴大；就會象出籠的猛虎，決堤的洪水，肆無忌憚，咆嘯肆虐，惡性膨脹，不可收拾。 人的生存和需求原則決定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又對人的生存和需求起反作用。不要諱忌人性中惡的客觀存在，客觀地、公正地揭露人本性，才能制定出相應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規範來促進人類社會的穩定、繁榮和進步，才能有效地抑惡揚善構造當今和詣社會，才能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