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對佛教的態度並不是從一而終，一成不變的，而是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在他登基的前十年裡，他不僅沒有約束佛教，反而對佛教的發展給與了非常大的支援，他賜給寺廟大量的土地，還號召人們給寺院進行捐贈，另外他還舉辦了多次大型的法會，並且任用僧侶作為外交使臣，這一切都表現了他對佛教的大力扶持，而朱元璋對於佛教的約束開始於胡惟庸案之後，他採取了為佛教劃分流派，合併寺廟等一系列措施，對佛教的發展進行了約束，對佛教的勢力進行了打壓。而之所以會開始約束佛教，大概有以下一些可能的原因：

首先，前車之覆，後車之鑑，正如歷史上新建立的王朝往往會吸取前任王朝滅亡的教訓一樣，朱元璋自己是和尚出身，他當然就不希望再有另一個和尚來奪走他的江山，這一點其實和“杯酒釋兵權”的趙匡胤是一樣的，宋太祖自己是作為軍事將領黃袍加身當上皇帝的，所以在整個宋朝，武將的勢力都遭到了嚴重的打壓，這也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宋朝在戰爭中屢戰屢敗的後果，但是從出發點上來看，這無疑是一種吃一塹長一智的智慧。

其次，朱元璋發起的“胡惟庸案”本質上還是君權與相權的對立，而朱元璋作為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他自然不希望受到任何其他勢力的掣肘，而這些另外的勢力就包括了丞相，也包括了但是勢力很大的佛教。

最後，朱元璋作為一個王朝的開國皇帝，他渴望著一勞永逸的為後輩子孫鋪好路，這就意味著他不可能讓任何的勢力威脅到皇族的統治，那麼他約束佛教也可以說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以及江山的千秋永固而做的準備了。

以上！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首先朱元璋和尚出身不假，但是朱元璋不是主動皈依佛門的。在當時家破人亡的大環境下，為了生存，朱元璋選擇到寺廟撞鐘，但是撞鐘也沒能長久，更多的時候，朱元璋一直在化緣，或者在化緣的路上。

相比於梁武帝這樣的虔誠佛教徒，朱元璋更像是一個臨時抱佛腳的人，或者是一個以和尚作為一個生存手段的人。

這樣的皇帝，即使是和尚出身，對佛教又能有多少感恩之情呢？

應該說，朱元璋即位之初，對佛教還是很客氣的，登基的前10年。他命令朝廷向寺院捐贈，並出資修繕寺廟，並賞賜給寺廟許多免稅的土地。甚至讓僧人參與他的朝廷事務。派他們作為外交使節出使，任命和尚做王府的顧問，比如朱棣身邊的姚廣孝。朱元璋還將全國幾乎所有的高僧紛紛請到首都聊天。並接連兩年舉行廣薦法華會，成為唐朝以來高僧規模最大的盛會。

朱元璋登基的前10年，對於佛教幾乎不干涉，僅僅是頒佈法令，恢復度牒制度，幫助佛教做僧人的身份管理，寺廟保持了相對獨立的狀態。

但是後來朱元璋為何又開始約束佛教了呢？“靜Yes”認為有以下原因：

1、佛教膨脹攫取大量財富

皇帝利用佛教推行愚民政策，穩固自身統治，同時對佛教進行大力支援，賜予土地等生產資料，雙方達到了共贏。

但是過猶不及，佛教會因為國家的默許和支援而迅速膨脹，膨脹的後果就是更多的人出家為僧，他們不事生產，同時導致人口增長下降，最要命的是他們侵佔的土地也越來越多，最終導致了帝國的小農經濟制度受到了巨大的衝擊。

明朝之前的“三武一宗滅佛”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朱元璋在遭遇這一事件的苗頭後，不得不有所防備並迅速做出反應。

從本質上來說，朱元璋雖不是純正的佛教徒，但並不討厭佛教，作為世俗的最高領袖，朱元璋知道和宗教相敬如賓，但是當宗教勢力侵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時，朱元璋就不得不出手了。

2、朱元璋眼中容不得沙子的性格

朱元璋繼位後，相繼掀起“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以及“藍玉案”。作為開國帝王，朱元璋的內心非常敏感，曾因為自己和尚的經歷掀起多次文字獄事件，可以說內心比較抗拒自己不堪回首的過去，包括自己不得不出家當和尚的經歷。

對於朱元璋而言，任何一個勢力都有可能坐大並威脅自己的統治，因此他說不上對佛教的討厭，但是一定對佛教是有所提防的。

比如在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之後，對佛教進行了整頓，包括：對全國的寺廟進行登記，將佛教的所有教派分為“禪，講，教”三派，使其各司其職，各安本分。朱元璋規定僧人可以按照國家的意志，幫助皇帝進行道德的宣講，強化意識形態。同時，朱元璋派人負責寺廟的財務管理，保護寺廟土地不被買賣。並負責寺廟的外聯事務。後來，朱元璋下令全國寺廟合併，大量淘汰寺廟，並獲取寺廟房屋以用他途，使寺廟數量減少了四分之三。

透過對佛教的約束，朱元璋確立起了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而佛教也在朱元璋及其子孫的限制下最終走向衰敗！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是“靜Yes”，一個愛好歷史的妹紙！期待關注！

眾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是出家當過和尚的，後來建立帝業，出於封建統治需要，明太祖朱元璋以儒立國，對佛教仍較為尊崇。他親自為《心經》作序，撰寫大量關於佛教的文章，對佛教空有虛實、三教關係、天堂地獄說、修行觀等，作了新的闡釋，體現出其獨特的佛教觀。

不過，這些都是基於其統治的需要，在此思想的影響下，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頒佈過許多針對佛教的政策，這些政策不外乎兩類。

但是作為封建帝王，朱元璋，在三教之中，以儒家為主，佛道為輔，決定了朱元璋對佛教保護髮展的力度不及限制整頓的力度。

朱元璋對佛教整頓和限制方面的政策。首先就是三分僧侶，建立了教僧制度，更好的掌控佛教，發揮其教化功能。利用教僧進行戰後安撫；端正宗教行為，以純正佛教，防止教僧與世俗相混淆等。再就是完善僧官制度，充當朝廷和教團之間的協調者。還有就是規範僧行，出臺各項管理措施，加強度牒和僧籍管理制度。這些政策使佛教和世俗之間劃清了界限，也使得佛教發展受到了朝廷嚴格管理控制，僧人逃往山林，遠離社會大眾。

朱元璋的一系列佛教政策，不僅對明代經濟發展、中央集權政治強化、有明一代佛教政策的制定等產生影響，同時也加劇了佛教的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