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早期的詩歌作品，多以抒發個人情感為主流，情調比較低沉，有較多的感傷氣息。
他的第一部詩集《我的記憶》中，收錄的作品大多都是情詩和愁詩。尤其是“舊錦囊”輯中留存的12首詩作，大體都是抒發這種個人哀愁感傷情緒的作品。如《寒風中聞雀聲》中 “枯枝在寒風裡悲嘆/死葉在大道上萎殘”兩句詩，勾勒出一幅枯枝敗葉在寒風中飄舞的蕭殺景象，很容易令人聯想到馬致遠的“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的相似寫照。再如《可知》中“可知怎的舊時的歡樂，到回憶都變作悲哀”，《山行》中“見了你朝霞的顏色，便感到我落月的沉哀”等，都表現出作者早期創作的孤獨、抑鬱、傷感的濃重氣息。1928年發表於《小說月報》的《雨巷》，標誌著詩人在新月派的影響之下由浪漫式抒情向象徵式表現的一個轉折，戴望舒也因此而贏得了“雨巷詩人”的美譽。《雨巷》一詩就是他迷惘的情緒和朦朧的希望這種心情的表現，其中交織著失望和希望、幻滅和追求的雙重情調。這種情懷在當 雨巷時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1933年由現代書局出版的《望舒草》表現了作者詩歌藝術的日趨成熟。此時的詩人生活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中，理想和現實的矛盾，使他的精神苦悶而低沉。但詩人不論從藝術上還是心理上都已不再稚嫩，也不再是穿著別人的鞋子走路，而是努力開拓自己的詩歌創作領域，從而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在《尋夢者》中，他寫道：“你的夢開出花來了/你的夢開出嬌妍的花來了/在你已衰落了的時候。”這支美麗的歌雖然依然流露著詩人疲倦的心境，然而卻告訴了人們一個人生的真諦：任何美好理想的實現，任何事業成功的獲取，必須付出一生的艱苦代價來追求。戴望舒在這一時期，雖然仍不失其孤寂、抑鬱和多愁善感，但也不乏色調明朗、情緒奔放的詩作。如《祭日》、《遊子謠》、《村姑》等。甚至在個別詩作中，我們還能讀到詩人對於普通人的關切和對光明的嚮往。如《流水》中：“在一個寂寂的黃昏裡/我看見一切的流水/在同一個方向中/奔流到太陽的家鄉去”該詩充滿了對生活的憧憬，對無往不勝的力量作了肯定，對頑強的生命力給予了熱情的歌頌。
1937年抗戰爆發後，戴望舒的詩歌觀念和創作實踐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決心在敵人的陰霾氣候中掙扎。以自己微渺的光亮盡一點照明之責。1939年的元旦，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寫出了《元日祝福》：“新的年歲帶給我們新的力量/祝福！我們的人民/艱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難會帶來自由解放。”這首詩表現了詩人對人民鬥爭堅定的信念和樂觀的態度，唱出了詩人心靈深處真切而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1942年，戴望舒被日本侵略軍逮捕下獄後，他的個人命運更和祖國的命運交匯在一起，其詩風有了新的變化。《獄中題壁》抒發了詩人為民族解放慷慨赴義的勇氣和胸有成竹的信心。《我用殘損的手掌》是詩人在鐵牢中唱出的屬於“永恆的中國”的悲壯的歌：“我把全部的力量運在手掌貼在上面/寄予愛和一切希望。”此外，《示長女》、《在天晴了的時候》表出了詩人在長年顛沛流離之後，對於和平生活的渴望。其壓卷之作《偶成》中“它們只是像冰一樣凝結/而有一天會像花一樣重開”，表達了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和希望。總之，戴望舒後期的詩歌作品已顯示出了超越個人情感的高層次內涵和蓬勃的生命力。”
戴望舒的詩歌作品雖然不多，而且大多是短詩。但在詩歌藝術上，卻呈現出了獨特的成就與魅力。他的詩歌中內含的多種思想藝術氣質，都顯示著或潛存著新詩的發展與流變的種種動向。新詩發展的歷史從本質上說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多少名噪一時的聞達者隨著時光的流逝只剩下文學史價值，不再具備文學本身的價值；而戴望舒的詩雖幾經命運沉浮，卻始終魅力不減，風流了幾十載。詩人從汲取中國古典詩詞的營養到採擷西方現代派手法，最終走向詠唱現實之路，幾經尋覓和創新，形成了自己詩歌的特殊風格和色調。尤以其詩境的蒙朧美、語言的音樂美和詩體的散文美為主要特色。
概述
戴望舒在中國新詩史上，崛起於三十年代，上承中國古典文學之光澤，旁採法國象徵詩派之芬芳，開啟了現代派的詩風，確實引人注目。但就詩論詩，我們還可以看到他詩歌中的一些不足。
陰柔有之，陽剛不足
也許是才高氣傲之故，臺島詩人余光中就認為戴望舒的詩的境界“空虛而非空靈，病在蒙朧與抽象”，語言常“失卻控制，不是陷於歐化，便是落入舊詩的老調”。這種觀點雖然過於偏激和苛刻，但是縱觀戴望舒二十多年的詩歌創作，雖然存在著階段性的變化，然而他的詩歌作品留給我們的大多都是陰柔雅麗的。作為一個身處於國家危難之中的詩人，面對的是人民的苦難和自我的悲哀，應該有“直麵人生的勇氣”，用他多情的筆書寫出人生的悲苦和悲壯，給人生以自嘲，給生命以勇氣。而戴望舒的詩中“憂鬱”、“抑鬱”、“沉哀”、“哀怨”、“惆賬”等字眼屢現於各階段的詩句中，難免給人以淺吟低唱之感。
耽於情調，缺乏風骨
戴望舒是一個感情至上的抒情詩人。他主張在平淡的生活裡發掘詩情，顯示覆雜微妙的情思顫動與飄然意緒，寫出多元素、多層次的心理內容，“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處”，不是去表現一種意思或思想，而是去表現一種幽深而又細微的感覺或情緒。受這種詩學思想燭照，他的詩也無不把感情放在首位，重視詩情的鑄造。正如在他的《詩論零亂》中，詩人認為詩的核心思想即詩情，認為“詩當將自己的情緒表現出來，而使人感到一種東西”。這種觀念就使得他的作品大多意境迴腸，耽於情調，但卻缺乏應有的現實風骨。尤其詩人面對抗日戰爭的殘酷現實，雖然有《獄中題壁》、《我用殘損的手掌》等反映現實的詩作，但也不能完全反映出詩歌的銳敏。或許是因為詩人多年來囿於自己的感傷世界，或許因為詩人盛年早逝，還來不及抒寫更多的作品。 但不論怎樣，戴望舒仍不失為一個正直的，流淌著新鮮血液的優秀詩人。他的詩歌中所內含的多種思想藝術素質，都顯示著或潛存著新詩的發展與流變的種種動向。他不倦探索的足跡，為年輕的中國新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藝術珍品和一筆藝術財富。
戴望舒早期的詩歌作品，多以抒發個人情感為主流，情調比較低沉，有較多的感傷氣息。
他的第一部詩集《我的記憶》中，收錄的作品大多都是情詩和愁詩。尤其是“舊錦囊”輯中留存的12首詩作，大體都是抒發這種個人哀愁感傷情緒的作品。如《寒風中聞雀聲》中 “枯枝在寒風裡悲嘆/死葉在大道上萎殘”兩句詩，勾勒出一幅枯枝敗葉在寒風中飄舞的蕭殺景象，很容易令人聯想到馬致遠的“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的相似寫照。再如《可知》中“可知怎的舊時的歡樂，到回憶都變作悲哀”，《山行》中“見了你朝霞的顏色，便感到我落月的沉哀”等，都表現出作者早期創作的孤獨、抑鬱、傷感的濃重氣息。1928年發表於《小說月報》的《雨巷》，標誌著詩人在新月派的影響之下由浪漫式抒情向象徵式表現的一個轉折，戴望舒也因此而贏得了“雨巷詩人”的美譽。《雨巷》一詩就是他迷惘的情緒和朦朧的希望這種心情的表現，其中交織著失望和希望、幻滅和追求的雙重情調。這種情懷在當 雨巷時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1933年由現代書局出版的《望舒草》表現了作者詩歌藝術的日趨成熟。此時的詩人生活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中，理想和現實的矛盾，使他的精神苦悶而低沉。但詩人不論從藝術上還是心理上都已不再稚嫩，也不再是穿著別人的鞋子走路，而是努力開拓自己的詩歌創作領域，從而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在《尋夢者》中，他寫道：“你的夢開出花來了/你的夢開出嬌妍的花來了/在你已衰落了的時候。”這支美麗的歌雖然依然流露著詩人疲倦的心境，然而卻告訴了人們一個人生的真諦：任何美好理想的實現，任何事業成功的獲取，必須付出一生的艱苦代價來追求。戴望舒在這一時期，雖然仍不失其孤寂、抑鬱和多愁善感，但也不乏色調明朗、情緒奔放的詩作。如《祭日》、《遊子謠》、《村姑》等。甚至在個別詩作中，我們還能讀到詩人對於普通人的關切和對光明的嚮往。如《流水》中：“在一個寂寂的黃昏裡/我看見一切的流水/在同一個方向中/奔流到太陽的家鄉去”該詩充滿了對生活的憧憬，對無往不勝的力量作了肯定，對頑強的生命力給予了熱情的歌頌。
1937年抗戰爆發後，戴望舒的詩歌觀念和創作實踐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決心在敵人的陰霾氣候中掙扎。以自己微渺的光亮盡一點照明之責。1939年的元旦，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寫出了《元日祝福》：“新的年歲帶給我們新的力量/祝福！我們的人民/艱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難會帶來自由解放。”這首詩表現了詩人對人民鬥爭堅定的信念和樂觀的態度，唱出了詩人心靈深處真切而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1942年，戴望舒被日本侵略軍逮捕下獄後，他的個人命運更和祖國的命運交匯在一起，其詩風有了新的變化。《獄中題壁》抒發了詩人為民族解放慷慨赴義的勇氣和胸有成竹的信心。《我用殘損的手掌》是詩人在鐵牢中唱出的屬於“永恆的中國”的悲壯的歌：“我把全部的力量運在手掌貼在上面/寄予愛和一切希望。”此外，《示長女》、《在天晴了的時候》表出了詩人在長年顛沛流離之後，對於和平生活的渴望。其壓卷之作《偶成》中“它們只是像冰一樣凝結/而有一天會像花一樣重開”，表達了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和希望。總之，戴望舒後期的詩歌作品已顯示出了超越個人情感的高層次內涵和蓬勃的生命力。”
戴望舒的詩歌作品雖然不多，而且大多是短詩。但在詩歌藝術上，卻呈現出了獨特的成就與魅力。他的詩歌中內含的多種思想藝術氣質，都顯示著或潛存著新詩的發展與流變的種種動向。新詩發展的歷史從本質上說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多少名噪一時的聞達者隨著時光的流逝只剩下文學史價值，不再具備文學本身的價值；而戴望舒的詩雖幾經命運沉浮，卻始終魅力不減，風流了幾十載。詩人從汲取中國古典詩詞的營養到採擷西方現代派手法，最終走向詠唱現實之路，幾經尋覓和創新，形成了自己詩歌的特殊風格和色調。尤以其詩境的蒙朧美、語言的音樂美和詩體的散文美為主要特色。
概述
戴望舒在中國新詩史上，崛起於三十年代，上承中國古典文學之光澤，旁採法國象徵詩派之芬芳，開啟了現代派的詩風，確實引人注目。但就詩論詩，我們還可以看到他詩歌中的一些不足。
陰柔有之，陽剛不足
也許是才高氣傲之故，臺島詩人余光中就認為戴望舒的詩的境界“空虛而非空靈，病在蒙朧與抽象”，語言常“失卻控制，不是陷於歐化，便是落入舊詩的老調”。這種觀點雖然過於偏激和苛刻，但是縱觀戴望舒二十多年的詩歌創作，雖然存在著階段性的變化，然而他的詩歌作品留給我們的大多都是陰柔雅麗的。作為一個身處於國家危難之中的詩人，面對的是人民的苦難和自我的悲哀，應該有“直麵人生的勇氣”，用他多情的筆書寫出人生的悲苦和悲壯，給人生以自嘲，給生命以勇氣。而戴望舒的詩中“憂鬱”、“抑鬱”、“沉哀”、“哀怨”、“惆賬”等字眼屢現於各階段的詩句中，難免給人以淺吟低唱之感。
耽於情調，缺乏風骨
戴望舒是一個感情至上的抒情詩人。他主張在平淡的生活裡發掘詩情，顯示覆雜微妙的情思顫動與飄然意緒，寫出多元素、多層次的心理內容，“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處”，不是去表現一種意思或思想，而是去表現一種幽深而又細微的感覺或情緒。受這種詩學思想燭照，他的詩也無不把感情放在首位，重視詩情的鑄造。正如在他的《詩論零亂》中，詩人認為詩的核心思想即詩情，認為“詩當將自己的情緒表現出來，而使人感到一種東西”。這種觀念就使得他的作品大多意境迴腸，耽於情調，但卻缺乏應有的現實風骨。尤其詩人面對抗日戰爭的殘酷現實，雖然有《獄中題壁》、《我用殘損的手掌》等反映現實的詩作，但也不能完全反映出詩歌的銳敏。或許是因為詩人多年來囿於自己的感傷世界，或許因為詩人盛年早逝，還來不及抒寫更多的作品。 但不論怎樣，戴望舒仍不失為一個正直的，流淌著新鮮血液的優秀詩人。他的詩歌中所內含的多種思想藝術素質，都顯示著或潛存著新詩的發展與流變的種種動向。他不倦探索的足跡，為年輕的中國新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藝術珍品和一筆藝術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