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現代經濟“印鈔”的閥門

2008年，全球城市化率達到50%，透過城市化印鈔的閥門正在緩慢關閉。

對全球整體來說，訂單總量=投資+消費，投資主要的驅動力是工業化和城市化。

工業化在城市化之前，因此，城市化拐點會導致投資訂單結構性下降！

訂單結構性下降導致政府稅收結構性下降，而對應的政府開支卻因為城市化而達到峰值。與此同步，固定資產的規模和價格同步達到峰值，固定資產的收益要求也因此達到峰值，固定資產的收益要求越高，分走GDP的比重越高，實體企業和居民分得的比重越低。政府為了保持經濟的穩定只能透過貸款的方式向居民發放福利，但這種補貼並不能逆轉結構性變化趨勢。根源：城市化是一次性訂單。城市建成，再建設都是小修小補。

量化看，城市化拐點之前，

貸款=投資=企業營收=企業利潤+員工工資=居民存款

簡單理解，貸款修路，錢被修路的公眾賺走了，固定資產變成了投資人（政府或企業）。因此，在宏大的城市化程序中，整體上是向居民口袋放錢的過程。

城市化拐點之後，

居民存款=消費=企業營收=企業利潤+員工工資=企業還貸+員工工資

簡化式：居民存款=企業（政府）還本金，利息=指數累積的債務。

簡單理解：路修好了，開始收費。公眾賺的錢全部用於還貸，只能償還本金。貸款利息會轉化為企業債務、政府債務和公眾債務。表現為：政府債務危機越來越重，企業被債務壓的喘不過氣，公眾開始借貸消費。再城市化結束之後，市場開始要求公眾還本付息。本可以還，但利息差則無法償還。因為公眾只賺到了本和存款利息，這個利息差會導致除金融以外的市場參與單元普遍負債。

資料：截止2017年5月底，中國境內居民存款62.6萬億，境內個人人民幣貸款已經從2010年的8.8萬億飆升到現在的36.4萬億。淨存款僅為26萬億。同期，國企債務總額突破100萬億，中央加地方政府債務總額接近30萬億。資料說明：國企把居民淨存款全部賺走，也只夠償還26%的負債。剩餘的負債等於是利息差形成的黑洞。

中國完成城市化的時間點更靠後，因此資料相對好看一點，如果是歐美的資料，會更加難看。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城市化導致真實訂單斷崖式下跌，對應的是居民貸款指數式增長。如果不能改變這種趨勢，中國居民存款將很快見底。所有經濟體的由盛而衰的轉折點都在城市化拐點之上，這是一個剛性結構。如，70年代的美國滯脹，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90年代蘇聯解體和日本地產泡沫破裂，98年東南亞經濟危機......對待這個結構性問題，西方經典教科書體系根本提都沒有提，這是尤其值得我們警惕的。不能被廣泛發現的風險才是最可怕的風險。

全球性城市化拐點的出現預示著傳統金融體系的合法性正在消失

銀行系統所有的錢都是債務生成的，銀行的資產是非金融（企業、政府和公眾）的債務。銀行資產（Others的貸款）增速遠超非金融資產（存款）增速，這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是倒逼大家勤勞賺錢的好機制。但在完成城市化之後，則必然會出現非金融債務每年以指數爬升，市場迴圈無以為繼的困局。一面是產能過剩，另一面是沒有錢消費，錢都被用於還債了！如果這種局面不能快速獲得解決：全球地緣衝突可能引發災難性的結果。因此，我們說，銀行記賬演算法的合法性正在終結。

獨享的剩餘價值是過剩產能，是虧損，是負債。

共享的剩餘價值是社會財富，是居民幸福之源。

這是由現代社會養老福利體系、現代借貸金融體系、現代選票政治共同導致的。

假設一個社會，每代人都只有兩對夫婦，收入完全相同。但是，甲家庭選擇不生育子女，乙家庭選擇生育兩對兒女。所以人口恆定不變，社會養老負擔也不變。接下來有兩種養老模式：

一是家庭養老模式，即透過自己的後代獲得養老服務。這是現代社會福利體系建立之前的情形。由於養老只能依靠自己的後代。這種模式下，養育子女越多，就能享受的養老服務越多，類似“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於是，人們會更樂意生育子女。

二是社會養老模式，即依靠社會養老金，在市場購買養老服務。這是現代社會福利體系建立後的情形。由於兩對夫婦收入完全相同，其繳納的養老保險也完全相同，在他們同時步入老年後，享受的養老金收入也完全相同。但是，由於甲家庭未生育子女，沒有育兒支出，其總體收入和福利水平，肯定遠高於乙家庭。在這種養老模式下，甲家庭的選擇是最優選擇。

所以，在現代社會福利體系下，少生育甚至不生育子女，有利於獲得更高的福利水平。換言之，現代社會養老體系對不生育子女的夫婦更有利，事實上在鼓勵人們少生育。

少生育成為必然趨勢，會導致勞動力數量越來越少。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力數量越少，創造的社會財富就越少。

金融的本質就是跨期配置資產。傳統的消費模式是先儲蓄再消費，量入為出；現代消費模式是先消費再還貸，消費能力被充分釋放，甚至由於違約風險的必然存在，存在消費過度釋放的情形。對整個社會而言，就是讓下一代人替自己還債。

如上所述，在現代社會養老福利體系下，少生育甚至不生育成為基本趨勢，在技術水平不變（因而生產效率不變）的情況下，社會新增財富會越來越少。而償還現代金融體系下的負債，本質上是用未來（越晚越少）的財富，償還過去（越早越多）的負債，債務週期越長，積累的淨負債就越多。

理性人都優先考慮個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因為搭便車的心理是普遍存在的。而如果人人都搭便車，必然導致整個社會福利體系的崩潰。但是在現代選票政治規則下，政治家必須迎合選民的偏好，否則無法當選。這就導致政治家對改革採取保守態度，特別是對傷害選民眼前利益的事情，哪怕有利於長遠利益，也是能規避則規避，能拖延則拖延，從而導致矛盾越積累越多。於是，無論社會福利體系、金融借貸體系都難以改革。

綜上所述，如果不能形成全球性的大反思、大變革潮流，各國政府負債水平只會越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