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作品主要有四個藝術特色:
一、語言幽默。 老舍開始創作時，抱有"不管是誰與什麼吧，反正要寫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樣寫〈趙子曰〉》）的態度。他的作品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幽默諷刺的筆調。他是現代文學史上為數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還有"幽默大師"、"笑匠"之稱。他的早期作品中夾雜一些純粹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義的穿插。他那"我要笑罵，而又不趕盡殺絕"（《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的性格，使他的諷刺，缺乏魯迅的冷峻和鋒利，更多一些溫情和輕鬆，由此形成他的獨特的幽默風格。從30年代中期起隨著對於國家的災難和生活的嚴酷有了更多的體驗,老舍的筆調變得激憤嚴肅起來,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調，為人稱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絕大多數作品中，仍然經常出現機智俏皮的語言，將嬉笑怒罵融合在一起的筆墨，使人發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時還會催人淚下,或者發人深思。後期作品中，作家讓不少人物笑著向昨天告別。所有這些，都具有一種內在的妙趣——昇華了的幽默。
二、京味十足。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於市民生活。他善於描繪城市貧民的生活和命運，尤其擅長刻畫浸透了封建宗法觀念的保守落後的中下層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階級搏鬥中,在新的歷史潮流衝擊下,惶惑、猶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進退維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徑。他喜歡透過日常平凡的場景反映普遍的社會衝突，筆觸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運的思考，讓人從輕快詼諧之中品味出生活的嚴峻和沉重。關於自然風光的色彩鮮豔的渲染和關於習俗人情的細緻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氣息和情趣。在現代文學史上，老舍的名字總是與市民題材、北京題材密切聯絡在一起的。他是現代中國文壇上傑出的風俗、世態(尤其是北京的風土人情)畫家。作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可能不夠遼闊，但在他所描繪的範圍之內，卻把歷史和現實，從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時代的社會氣氛、風俗習慣，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種人等的喜怒哀樂、微妙心態都結合濃縮在一起,有聲有色、生動活潑,自成一個完整豐滿、"京味"十足的世界。這是老舍在現代文學史上作出的特殊貢獻。 三、題旨鮮明。 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來整個新文學的基本主題。但除了特定時期（比如五卅運動期間,"九•一八"事變以後、抗日戰爭時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創作中，反帝的主題和內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則常有明顯表現。他的第一篇習作《小鈴兒》，透過小學生帶有稚氣的行動，表達了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民族意識。茅盾從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對於祖國的摯愛和熱望"（《光輝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這以後，老舍寫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罪行的作品，還有從不同側面描寫它們的經濟、文化、宗教滲透和種族歧視所給予華人民種種傷害的作品。他表現民族覺醒、表彰民族氣節，同時抨擊在這些侵略和滲透面前卑躬屈節、為虎作倀的洋奴漢□。寫於60年代初的話劇《神拳》（又名《義和團》），再現北京居民抗擊八國聯軍的壯烈情景。後期作品強烈地表現了華人民當家作主、自立自強於世界的喜悅和自豪。對於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使他的愛國主義增添了新的內容和光彩，達到新的思想高度。強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熾熱的愛國主義，是老舍的高貴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寶貴的精神遺產。 四、語言通俗。 "五四"以後的新文學作家，廢棄了封建士大夫筆下的文言，也沒有采用話本小說、戲曲說白中的近代白話，而是從現代口語中創造便於反映現代生活、表達現代人心理活動的現代白話，作為新的文學語言——老舍對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績。他是北京人，能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更重要的是努力從人民群眾的口頭語言中汲取和提煉文學語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湊合過於歐化的學生腔的毛病；講究提煉，能夠脫離粗糙的自然形態，克服照搬濫用方言土語的弱點。他所使用的是一種真正藝術化了的活的語言。老舍的小說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話劇的對白，更是活潑傳神；作品中許多人物的語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點。他很好地解決了語文脫節的問題。在語言的準確生動，富有表現力和藝術性方面，在創造新的文學語言方面,他在現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認為作家的風格首先體現在語言上，他的語言的確成為表現藝術風格的重要手段。連他的理論文章的語言都是很有個性特徵的。他在這方面的貢獻，還超出了文學創作的範圍。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張以他的作品作為"宣傳純正國語的教本"（《老舍致趙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現代漢語教科書中經常引用的範例。 老舍的創作，帶有英國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響，與中國傳統的、主要是流行於民間的文藝更有深切的聯絡。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眾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濃厚等特點，從形式到內容都能夠雅俗共賞。因此較早地突破了新文學只在學生和知識青年中間流傳的狹小圈子，為廣泛的讀者所喜愛。後來又以真實生動地描繪了現代中國的社會風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再加上規範的現代漢語，而受到國外的重視。這些，都擴大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他取材於北京胡同裡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嫻熟地運用"京味"十足的文學語言等特點，受到一些後起者的仿效。
老舍作品主要有四個藝術特色:
一、語言幽默。 老舍開始創作時，抱有"不管是誰與什麼吧，反正要寫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樣寫〈趙子曰〉》）的態度。他的作品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幽默諷刺的筆調。他是現代文學史上為數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還有"幽默大師"、"笑匠"之稱。他的早期作品中夾雜一些純粹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義的穿插。他那"我要笑罵，而又不趕盡殺絕"（《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的性格，使他的諷刺，缺乏魯迅的冷峻和鋒利，更多一些溫情和輕鬆，由此形成他的獨特的幽默風格。從30年代中期起隨著對於國家的災難和生活的嚴酷有了更多的體驗,老舍的筆調變得激憤嚴肅起來,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調，為人稱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絕大多數作品中，仍然經常出現機智俏皮的語言，將嬉笑怒罵融合在一起的筆墨，使人發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時還會催人淚下,或者發人深思。後期作品中，作家讓不少人物笑著向昨天告別。所有這些，都具有一種內在的妙趣——昇華了的幽默。
二、京味十足。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於市民生活。他善於描繪城市貧民的生活和命運，尤其擅長刻畫浸透了封建宗法觀念的保守落後的中下層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階級搏鬥中,在新的歷史潮流衝擊下,惶惑、猶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進退維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徑。他喜歡透過日常平凡的場景反映普遍的社會衝突，筆觸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運的思考，讓人從輕快詼諧之中品味出生活的嚴峻和沉重。關於自然風光的色彩鮮豔的渲染和關於習俗人情的細緻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氣息和情趣。在現代文學史上，老舍的名字總是與市民題材、北京題材密切聯絡在一起的。他是現代中國文壇上傑出的風俗、世態(尤其是北京的風土人情)畫家。作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可能不夠遼闊，但在他所描繪的範圍之內，卻把歷史和現實，從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時代的社會氣氛、風俗習慣，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種人等的喜怒哀樂、微妙心態都結合濃縮在一起,有聲有色、生動活潑,自成一個完整豐滿、"京味"十足的世界。這是老舍在現代文學史上作出的特殊貢獻。 三、題旨鮮明。 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來整個新文學的基本主題。但除了特定時期（比如五卅運動期間,"九•一八"事變以後、抗日戰爭時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創作中，反帝的主題和內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則常有明顯表現。他的第一篇習作《小鈴兒》，透過小學生帶有稚氣的行動，表達了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民族意識。茅盾從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對於祖國的摯愛和熱望"（《光輝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這以後，老舍寫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罪行的作品，還有從不同側面描寫它們的經濟、文化、宗教滲透和種族歧視所給予華人民種種傷害的作品。他表現民族覺醒、表彰民族氣節，同時抨擊在這些侵略和滲透面前卑躬屈節、為虎作倀的洋奴漢□。寫於60年代初的話劇《神拳》（又名《義和團》），再現北京居民抗擊八國聯軍的壯烈情景。後期作品強烈地表現了華人民當家作主、自立自強於世界的喜悅和自豪。對於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使他的愛國主義增添了新的內容和光彩，達到新的思想高度。強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熾熱的愛國主義，是老舍的高貴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寶貴的精神遺產。 四、語言通俗。 "五四"以後的新文學作家，廢棄了封建士大夫筆下的文言，也沒有采用話本小說、戲曲說白中的近代白話，而是從現代口語中創造便於反映現代生活、表達現代人心理活動的現代白話，作為新的文學語言——老舍對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績。他是北京人，能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更重要的是努力從人民群眾的口頭語言中汲取和提煉文學語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湊合過於歐化的學生腔的毛病；講究提煉，能夠脫離粗糙的自然形態，克服照搬濫用方言土語的弱點。他所使用的是一種真正藝術化了的活的語言。老舍的小說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話劇的對白，更是活潑傳神；作品中許多人物的語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點。他很好地解決了語文脫節的問題。在語言的準確生動，富有表現力和藝術性方面，在創造新的文學語言方面,他在現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認為作家的風格首先體現在語言上，他的語言的確成為表現藝術風格的重要手段。連他的理論文章的語言都是很有個性特徵的。他在這方面的貢獻，還超出了文學創作的範圍。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張以他的作品作為"宣傳純正國語的教本"（《老舍致趙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現代漢語教科書中經常引用的範例。 老舍的創作，帶有英國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響，與中國傳統的、主要是流行於民間的文藝更有深切的聯絡。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眾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濃厚等特點，從形式到內容都能夠雅俗共賞。因此較早地突破了新文學只在學生和知識青年中間流傳的狹小圈子，為廣泛的讀者所喜愛。後來又以真實生動地描繪了現代中國的社會風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再加上規範的現代漢語，而受到國外的重視。這些，都擴大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他取材於北京胡同裡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嫻熟地運用"京味"十足的文學語言等特點，受到一些後起者的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