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外王內聖”的人生理想很有名，位列晚清第一封疆大吏更是其顯赫的官場標籤，但要說到曾國藩功成名就，做兩江總督時的具體模樣，許多人恐怕並不清楚。
同治二年（1863年），協助曾國藩、李鴻章剿殺太平天國的洋槍隊首領，英華人戈登曾描述過曾國藩真實的官場形象，在安慶與曾國藩會面時，他驚訝地發現，手握重兵，位高權重的曾國藩居然“穿著陳舊，衣服打皺，上面還有斑斑的油漬······”
在戈登看來，個子不高，體態且有些臃腫的曾國藩，無論儀容還是談吐，似乎都沒有權貴重臣的風範，乍一看比李鴻章差遠了。
曾國藩後期的心腹幕僚趙烈文也曾記述過初見曾國藩時的印象，曾國藩“所衣不過練帛，冠靴敝舊。”
在趙烈文的記述中，巔峰期的曾國藩不僅在穿衣上不修邊幅，在吃上更是不講究。
有一次宴客，趙烈文發現總督大學士請客居然用一個破瓦盆。
這一時期的曾國藩不光自己的生活異常簡樸，對家人也是要求甚嚴。同治二年（1863年），曾國藩將歐陽夫人、兩個兒子及兩個女兒和女婿接到了安慶。
曾氏分家時，老大曾國藩一支只分到了五十五畝田，曾國藩又要求自己“以廉率屬，以儉治家，誓不以軍中一錢寄家用”，因此歐陽夫人領著兩兒兩女在鄉間的日子過得很清苦。
如今被曾國藩接到了安慶，一家人原以為能享享總督家眷的福，哪知道總督府裡的日子比鄉間還緊張清苦。
整個總督府，只有兩位女僕。一位是歐陽夫人從湘鄉來家帶來的老人，另一位是大女兒身邊的小丫鬟。
因為人手不夠用，歐陽夫人花十多千錢，買了一個女僕。曾國藩知道後大為生氣，歐陽夫人沒辦法，只好將買來的女僕轉贈給了仲嫂母家郭氏。
沒有僕人，總督府的日子是怎麼過活的呢？在曾國藩的嚴格要求下，總督府裡的女人們，每天都要自力更生，進行體力勞動。從洗衣做飯醃製鹹菜，到紡線繡花縫衣做鞋，從早到晚，基本不得休息。
如此辛苦的總督府家眷，恐怕在整個大清朝再找不出第二家來。
那麼，這到底是不是因為曾國藩太清貧導致的呢？
在過去的官場，大吏家的日子若是過得貧苦，往往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這人為官太清廉了。大明朝的海瑞就是這樣的典型，海瑞為官，拒絕任何形式的灰色收入，官俸不夠用，必須在官署自闢菜園子，才能勉強維持一家生活，吃一次肉，那就算是奢侈極了。
但看上去也很清貧的曾國藩卻跟海瑞這樣的清官不同。海瑞是一清到底，六親不認，近乎自虐，以至於與世俗官場格格不入，而曾國藩追求的清廉卻是出自於對自身官德的要求，是他全力內聖的一部分。又或者說，曾國藩所追求的清廉是他的為官之道，對純粹的虛名，他不大感興趣。
曾國藩一年的合法收入，官俸加上養廉銀子，大概有一萬八千多兩銀子，拿這筆錢來應付總督府的日常開銷，基本是夠用的，所以養廉銀子在曾國藩這裡是發揮了實際作用的，他養得起基本的清廉。
曾國藩在哪些地方比較清廉呢？
在兩江之地，曾國藩不準搞迎來送往的大排場，收禮也只象徵性地收一些小禮物。
更主要的一點，曾國藩不像其他封疆大吏那樣，在任上狂收清朝特有的陋規，也就是灰色收入。
客觀地講，這是比較難得的，算得上是內聖的修為。
因為陋規這種灰色收入，是官不舉，民不告，就連皇帝老兒也不深究，各級官吏一般都靠這個來自肥。
在晚清的官場上，每個官員每年能撈多少陋規，一般都有個約定俗成的大致數目，比如總督、巡撫一級的封疆大吏，平均每年的“陋規”收入在十八萬兩銀子左右，相當於今天的三千多萬人民幣。而曾國藩這個兩江總督，因為權力巨大，陋規甚至可以達到三十萬兩銀子。
很顯然，如果曾國藩每年“合法”地貪了這三十萬兩銀子，總督府裡的日子肯定不會那麼清苦。
從這個角度講，曾國藩的清廉是真的，也是比較可貴的；相比其他的封疆大吏，他確實算是比較窮的，穿油漬斑斑的舊衣服，並不是沽名釣譽。
但是，曾國藩在堅持清廉操守的同時，卻也不是一清到底，大的陋規他不拿，但小金庫他還是有的。
對此，有些朋友可能會產生疑問，總督府的日子已經過成那樣了，曾國藩為何還要私設小金庫呢？
難道他是為自己留養老錢？或者是給子孫後代留私財？
如果是這樣的話，曾國藩就配不上他追求的“外王內聖”了。
曾國藩私設小金庫，目的只有一個，應付官場的潛規則。
曾國藩為官，可以用外圓內方來形容，而不是像海瑞那樣，內外盡方。在曾國藩看來，為求虛名，不入俗世，那是格格不入，四面樹敵，這樣的人在官場根本做不成大事。
而要想做成大事，該講潛規則的地方就得去講，簡而言之，官場謀事，成事，必須有同流合汙，和光同塵的一面。
曾國藩具體是怎麼做的呢？
一、官場的吃喝應酬，他不排斥，儘量參加。
二、官場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則，他不僅講，而且講的還很到位。
例如，曾國藩每年都要給京官送至少三千兩銀子的冰敬、炭敬；有出差路過兩江之地的朝中大員，曾國藩每每也要送上一筆數目可觀的“程儀”。
同治七年十月，曾國藩由兩江總督調任直隸總督，需要進京面聖，為此他身上特意帶了一張兩萬兩現銀的銀票，為的就是給京官們送“別敬”。
至於官場上其他人情世故的打點，曾國藩也從來不迴避，例如同治七年，捻軍被剿滅，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國戰爭軍費報銷提上議事日程時，面對戶部索要鉅額回扣，即便慈禧發話此部分花銷可免，他還是按規矩掏了八萬兩銀子。
為私，儘量清廉；為公，和光同塵。
自己的養廉銀子存放在布政使衙門，主要供自己家庭開支所用；被迫從陋規中取來的銀子，專門在“後路糧臺”建一個小金庫，以備在官場上應酬打點之用。
這樣的曾國藩算窮嗎？
看跟誰比。
這樣的曾國藩算清廉嗎？
還得看跟誰比。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樣的曾國藩更適合官場，更有力量，也更容易成事。
曾國藩“外王內聖”的人生理想很有名，位列晚清第一封疆大吏更是其顯赫的官場標籤，但要說到曾國藩功成名就，做兩江總督時的具體模樣，許多人恐怕並不清楚。
同治二年（1863年），協助曾國藩、李鴻章剿殺太平天國的洋槍隊首領，英華人戈登曾描述過曾國藩真實的官場形象，在安慶與曾國藩會面時，他驚訝地發現，手握重兵，位高權重的曾國藩居然“穿著陳舊，衣服打皺，上面還有斑斑的油漬······”
在戈登看來，個子不高，體態且有些臃腫的曾國藩，無論儀容還是談吐，似乎都沒有權貴重臣的風範，乍一看比李鴻章差遠了。
曾國藩後期的心腹幕僚趙烈文也曾記述過初見曾國藩時的印象，曾國藩“所衣不過練帛，冠靴敝舊。”
在趙烈文的記述中，巔峰期的曾國藩不僅在穿衣上不修邊幅，在吃上更是不講究。
有一次宴客，趙烈文發現總督大學士請客居然用一個破瓦盆。
趙烈文記述說：“竇蘭泉侍御來，予亦陪飲，食鰣魚止一大瓦缶。蘭泉笑曰：‘大學士飲客用瓦缶，無乃太簡乎？’公大笑而已。”這一時期的曾國藩不光自己的生活異常簡樸，對家人也是要求甚嚴。同治二年（1863年），曾國藩將歐陽夫人、兩個兒子及兩個女兒和女婿接到了安慶。
曾氏分家時，老大曾國藩一支只分到了五十五畝田，曾國藩又要求自己“以廉率屬，以儉治家，誓不以軍中一錢寄家用”，因此歐陽夫人領著兩兒兩女在鄉間的日子過得很清苦。
如今被曾國藩接到了安慶，一家人原以為能享享總督家眷的福，哪知道總督府裡的日子比鄉間還緊張清苦。
整個總督府，只有兩位女僕。一位是歐陽夫人從湘鄉來家帶來的老人，另一位是大女兒身邊的小丫鬟。
因為人手不夠用，歐陽夫人花十多千錢，買了一個女僕。曾國藩知道後大為生氣，歐陽夫人沒辦法，只好將買來的女僕轉贈給了仲嫂母家郭氏。
沒有僕人，總督府的日子是怎麼過活的呢？在曾國藩的嚴格要求下，總督府裡的女人們，每天都要自力更生，進行體力勞動。從洗衣做飯醃製鹹菜，到紡線繡花縫衣做鞋，從早到晚，基本不得休息。
如此辛苦的總督府家眷，恐怕在整個大清朝再找不出第二家來。
那麼，這到底是不是因為曾國藩太清貧導致的呢？
在過去的官場，大吏家的日子若是過得貧苦，往往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這人為官太清廉了。大明朝的海瑞就是這樣的典型，海瑞為官，拒絕任何形式的灰色收入，官俸不夠用，必須在官署自闢菜園子，才能勉強維持一家生活，吃一次肉，那就算是奢侈極了。
但看上去也很清貧的曾國藩卻跟海瑞這樣的清官不同。海瑞是一清到底，六親不認，近乎自虐，以至於與世俗官場格格不入，而曾國藩追求的清廉卻是出自於對自身官德的要求，是他全力內聖的一部分。又或者說，曾國藩所追求的清廉是他的為官之道，對純粹的虛名，他不大感興趣。
曾國藩一年的合法收入，官俸加上養廉銀子，大概有一萬八千多兩銀子，拿這筆錢來應付總督府的日常開銷，基本是夠用的，所以養廉銀子在曾國藩這裡是發揮了實際作用的，他養得起基本的清廉。
曾國藩在哪些地方比較清廉呢？
在兩江之地，曾國藩不準搞迎來送往的大排場，收禮也只象徵性地收一些小禮物。
更主要的一點，曾國藩不像其他封疆大吏那樣，在任上狂收清朝特有的陋規，也就是灰色收入。
客觀地講，這是比較難得的，算得上是內聖的修為。
因為陋規這種灰色收入，是官不舉，民不告，就連皇帝老兒也不深究，各級官吏一般都靠這個來自肥。
在晚清的官場上，每個官員每年能撈多少陋規，一般都有個約定俗成的大致數目，比如總督、巡撫一級的封疆大吏，平均每年的“陋規”收入在十八萬兩銀子左右，相當於今天的三千多萬人民幣。而曾國藩這個兩江總督，因為權力巨大，陋規甚至可以達到三十萬兩銀子。
很顯然，如果曾國藩每年“合法”地貪了這三十萬兩銀子，總督府裡的日子肯定不會那麼清苦。
從這個角度講，曾國藩的清廉是真的，也是比較可貴的；相比其他的封疆大吏，他確實算是比較窮的，穿油漬斑斑的舊衣服，並不是沽名釣譽。
但是，曾國藩在堅持清廉操守的同時，卻也不是一清到底，大的陋規他不拿，但小金庫他還是有的。
對此，有些朋友可能會產生疑問，總督府的日子已經過成那樣了，曾國藩為何還要私設小金庫呢？
難道他是為自己留養老錢？或者是給子孫後代留私財？
如果是這樣的話，曾國藩就配不上他追求的“外王內聖”了。
曾國藩私設小金庫，目的只有一個，應付官場的潛規則。
曾國藩為官，可以用外圓內方來形容，而不是像海瑞那樣，內外盡方。在曾國藩看來，為求虛名，不入俗世，那是格格不入，四面樹敵，這樣的人在官場根本做不成大事。
而要想做成大事，該講潛規則的地方就得去講，簡而言之，官場謀事，成事，必須有同流合汙，和光同塵的一面。
曾國藩具體是怎麼做的呢？
一、官場的吃喝應酬，他不排斥，儘量參加。
二、官場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則，他不僅講，而且講的還很到位。
例如，曾國藩每年都要給京官送至少三千兩銀子的冰敬、炭敬；有出差路過兩江之地的朝中大員，曾國藩每每也要送上一筆數目可觀的“程儀”。
同治七年十月，曾國藩由兩江總督調任直隸總督，需要進京面聖，為此他身上特意帶了一張兩萬兩現銀的銀票，為的就是給京官們送“別敬”。
至於官場上其他人情世故的打點，曾國藩也從來不迴避，例如同治七年，捻軍被剿滅，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國戰爭軍費報銷提上議事日程時，面對戶部索要鉅額回扣，即便慈禧發話此部分花銷可免，他還是按規矩掏了八萬兩銀子。
為私，儘量清廉；為公，和光同塵。
自己的養廉銀子存放在布政使衙門，主要供自己家庭開支所用；被迫從陋規中取來的銀子，專門在“後路糧臺”建一個小金庫，以備在官場上應酬打點之用。
這樣的曾國藩算窮嗎？
看跟誰比。
這樣的曾國藩算清廉嗎？
還得看跟誰比。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樣的曾國藩更適合官場，更有力量，也更容易成事。